零下21度的冬天寒冷刺骨，但战时生产仍要继续，即使是在1917年1月27日，也就是德皇威廉二世58岁生日的那一天。在一家手榴弹灌装厂里，三硝基甲苯（TNT）的生产线已经结冰。这家军工厂属于拜耳公司的前身、化学集团“弗里德里希·拜耳油漆厂”。该工厂位于拜耳总公司设于勒沃库森（Leverkusen）的公司驻地附近。
上午11点30分，负责人卡尔·沃纳（Karl Werner）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他将一根黄铜别针插入冰冻的管道，并用锤子敲击它。然而，一场灾难就此引发，爆炸直接炸碎了他的头颅。四分钟后，更加猛烈的爆炸接踵而至。6万公斤的TNT炸药将方圆30公里内的门窗震碎、屋顶掀翻。
而此时，5年来在拜耳公司担任总经理一职的卡尔·杜伊斯伯格（Carl Duisberg）正下榻于柏林的阿德隆豪华酒店，他被酒店创始人洛伦兹·阿德隆（Lorenz Adlon）不安地引入隔壁房间。在那里，阿德隆向他转述了刚刚从科隆得到的消息，“整个勒沃库森都已经在地球上消失”。杜伊斯伯格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对我来说如同地狱一般。”杜伊斯伯格十分担心妻子希尔德加德（Hildegard）、女儿约翰娜（Johanna）和数千名公司员工的安危。他试图获得一条可以与勒沃库森取得联系的稳定电话线路，却并未成功，这也让他对自己的毕生事业感到无比担忧。
在1930年市政改革之前，勒沃库森仅仅是人们眼中位于莱茵河东岸的一片开阔的工厂区域，而并非一座城市。正如杜伊斯伯格曾经写到的那样，勒沃库森就如同他的“孩子”一般。从1895年起，他以其绝佳的远见和缜密的心思将勒沃库森改造成了国际知名的模范工厂。1907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埃米尔·费舍尔（Emil Fischer）曾对此赞叹不已：“这无疑是我人生中所见过的最美化工厂。”
这是一个小小的奇迹，因为在19世纪末，这座城市甚至还不存在，至少不是在莱茵河上。勒沃库森是贝尔吉什地区一个小村庄的名字，那里为数不多的庄园之一属于勒沃库斯家族。出生于1804年的卡尔·勒沃库斯（Carl Leverkus）和比他年轻近60岁的卡尔·杜伊斯伯格素未谋面，但这两位卡尔的命运却紧密相连。没有他们，就不会有迅速崛起、市值达十亿美元的拜耳公司，也不会有发展成为工业大都市的勒沃库森。
作为药剂师助理的卡尔·勒沃库斯对化学十分着迷，为此他转学去了离家更远的巴黎索邦大学。1834年，卡尔在韦默尔斯基兴市（Wermelskirchen）创办了一家工厂，并因自己的一个想法而激动不已：是否能够人工生产出既漂亮又便宜的群青颜料？群青色自中世纪以来就颇受画家们的青睐，卡尔的博士生导师尤斯图斯·冯·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将之称为“色彩之王”。
此外，群青颜料还可被用于制作荧光增白剂。然而，其原料青金石一直以来都只能以高昂的价格从阿富汗进口。勒沃库斯成功制造出了价格更加低廉的合成颜料，并于1838年获得了普鲁士国王授予的十年专利。
然而，生产所需的成吨煤炭不得不通过马车经由贝尔吉什山区运送到工厂。1861年，勒沃库斯将工厂迁至仍未开发的莱茵河东岸维斯多夫渔村附近。在那里，他建立了一个新的工厂，其工人规模从78人发展到200多人，工厂中设有赌场、保龄球馆和新教学校。因工厂生产群青颜料，人们口口相传将此处称为“群青”。然而，出于对家乡的怀念，勒沃库斯将这里命名为“勒沃库森”。
而令小小的勒沃库森闻名于世的则是第二个卡尔，即卡尔·杜伊斯伯格。从小学时起，他就向母亲表达了自己想要成为一名化学家的坚定志向。在与其父亲的抗争中，他凭借勤奋和努力最终获得了化学博士学位。尽管如此，毕业之初的他一直处于失业状态。直到1883年，他第二次向位于埃尔伯菲尔德（今伍珀塔尔市区的一部分）的拜耳颜料工厂发出求职申请。
1863年，染料商弗里德里希·拜耳和染料大师约翰·弗里德里希·韦斯科特在他们位于巴曼市（Barmen）的住所旁成立了一家小公司。拜耳沉迷于可以从焦油中提炼生产人工色素的发现，并很快制造出类似于品红色的明亮色彩。公司因此逐渐发展壮大，甚至和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建立了业务联系。同时，为便于处理有毒废水，公司搬至伍珀河沿岸的埃尔伯菲尔德市。
1880年，年仅55岁的拜耳去世，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接管了公司。尽管公司在此后的第二年就转变为股份制公司，但几十年来，公司中的最重要职位只能由家族成员担任：例如在董事会工作的企业家亨利·博廷格（Henry Böttinger）和监事会主席卡尔·郎普夫（Carl Rumpf），两人都是公司创始人拜耳的女婿。
幸运的是，卡尔·杜伊斯伯格顺利通过了拜耳公司的求职审核，并成为监事会主席郎普夫主动聘请的三名化学家之一。卡尔这第一份固定工作给他原本在杜伊斯堡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与朗普夫的侄女约翰娜（Johanna）相识，并于1888年结为夫妻。此外，他还成功完成了合成靛蓝色颜料的重要任务。这种来自杜伊斯堡的颜料“苯并天青G”，令拜耳公司管理层兴奋不已。“这比真正的靛蓝更加真实”，拜耳在1885年的广告中如此说道。
然而，这种所谓的奇迹颜料在后来被发现存在弱点：因为拜耳公司只在冬天对其进行了测试，而在干燥和炎热的环境中，蓝色有时会出现褪色。尽管遭遇挫折，杜伊斯伯格依旧在公司青云直上，并成为董事会成员之一。他的婚姻赋予了他极佳的关系网络——公司的老板小弗里德里希·拜耳就是他的好朋友之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杜伊斯伯格成了拜耳公司的万能武器：他在看似渺无希望的专利纠纷中取得胜利，并成为公司最重要的扩张计划的首席策划者。
1891年，卡尔·勒沃库斯去世。1873年的经济危机及群青价格的下跌迫使他的继承人选择将位于莱茵河沿岸的部分厂房出售，其中包括一家生产红色染料茜素的工厂。拜耳公司选择在此时对其进行收购。杜伊斯伯格在卡尔·勒沃库斯所创建的“勒沃库森”基础上，成为勒沃库森市的真正开创者。第一次进入这家工厂的经历无异于一场酷刑：这家茜素工厂的技术实在是“令人失望”，杜伊斯伯格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在它附近的维斯多夫更被他视为一个“悲惨的农村”，只有人迹罕至的偏僻小路才能通往勒沃库森。在那里，杜伊斯伯格和他的员工在“原始条件”下白手起家，并在最初经历了“十分艰难的一段时光”。
最大的问题在于往返路途：从位于埃尔伯菲尔德的公司总部或莱茵河西岸到达勒沃库森需要花费几个小时。在还没有开通火车的年代，穿越莱茵河的唯一方式是乘坐驳船。在黑暗中，摆渡人只能依靠灯塔的光亮辨别方向，而在迷雾中则只能依靠钟声判断方向。当河面结冰或发生洪水时，莱茵河完全无法通行。当来自埃尔伯菲尔德的拜耳员工在面临职位调动、需要前往勒沃库森时，他们不再惧怕杜伊斯伯格的权势，并为他编写了一首歌谣：“如果他对你忍无可忍，他会把你送到勒沃库森。在那里，在世界的尽头，你将被永远遗忘。”
然而，事实的发展和杜伊斯伯格制订的计划并不相符。1895年1月，他在和儿子一起滑雪时扭伤了脚踝，并借此机会抽时间找到了解决交通问题的方法。在强制休息期间，他起草了一份长达24页的备忘录，其中概述了“勒沃库森油漆厂的未来发展前景”。
用“概述”来形容这份记录或许并不准确，事实上，杜伊斯伯格几乎考虑到了每一个细节：主要街道的宽度应为30米，而其他旁道小街的宽度则为15米，以防止“因交通堵塞而导致的生产中断”；各类货物将通过窄轨铁路被直接运送至工厂各处……此外，杜伊斯伯格还创造性地解决了轨距宽度不同所带来的问题：利用滚轴小车将主要线路上的火车车厢起吊至窄轨铁路上，并采用背驮式继续进行运输。
杜伊斯伯格的想法远远领先于他所处的时代，即要按照相同的标准和原则建立所有工厂：“我们必须尽快为所有应用设施建立统一的制作标准，包括管道、阀门、滑块、螺纹、螺钉、锅炉、大型木桶和水槽等。”他还将职业安全考虑在内。包括将宽门作为逃生通道，并独立摆放各类设备和机器，以防误伤并简化维修程序。“因此，大型锅炉不可以放置在靠近墙壁的地方。”
杜伊斯伯格的设想十分深远。工厂各主要部门应按照“分散集权”的原则，各司其职。各处工厂都必须具备足够大的面积，以至于“在未来的30年内都不需要”搬迁或建造新楼。因此，每一栋建筑都应满足“最好可以在两个方向上进行扩建”的原则。根据杜伊斯伯格的计算，从埃尔伯菲尔德到勒沃库森的行政转移需要15～20年的时间，而事实上，这一过程持续了17年。
杜伊斯伯格在他的所有设计中都兼顾质量与美学。在他看来，工厂应该是“美观雅致的”：如教堂般厚厚的围墙和高耸宽敞、光线充足的大厅。他想把主要街道变成绿树成荫的大道，还亲自下令，哪些建筑应被常春藤、攀缘玫瑰和弗吉尼亚爬山虎所缠绕映衬。根据其相对保守的艺术品位，他还在带有大花园的工人宿舍里建造了喷泉和雕塑。
在写下备忘录后，杜伊斯伯格在一次美国之行中对这些想法进行了检验，并对在这里所看到的工厂规模感到十分震惊：在一家缝纫线工厂中，占地1.5公顷的厂房大厅里有5000根纱锭在同时旋转；在一家羊毛工厂里，可以容纳1000台织布机同时工作。杜伊斯伯格曾提出“以机器代替人力”。但当他看到一家硫酸厂的锅炉房里根本没有工人时，他感叹道：“这真是绝无仅有的场景！”杜伊斯伯格惊叹于机械化的应用，但并没有因此陷入对美国的盲目追随。回国后他认为，无须对他的计划进行“任何形式的修改”。
然而，在勒沃库森运行初期，杜伊斯伯格经历了艰难的学习过程。他后来承认道：“我们对于购买砾石一无所知。”他以高昂的价格购入砾石，却只能在烧炼后留下极少量的焙砾。这之中无疑存在技术问题，在硫酸工厂也一样：“反应室中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故障。”然而，最大的问题仍然是无法获取足够的工人，尽管拜耳公司已经在黑森州甚至更遥远的东普鲁士地区发放招聘信息。多年后，杜伊斯伯格仍沮丧地抱怨说，化学家们“由于缺乏管控而完全无所事事，而没有接受过专业培训的工人也无法做到准时、有序和清洁”。
为弥补短缺，杜伊斯伯格开始推进工人住房建设。1895年9月，杜伊斯伯格在度假期间向拜耳公司负责人——“亲爱的弗里茨”报告说，单身宿舍将在四个星期内完工，工人家庭住房也将很快建成。即使是职工公寓，即拜耳公司为其商业雇员所提供的住所，也无法与其相媲美。
1896年，拜耳公司投资50万马克用于住房建设。3年后，公司在住宅区为工人、职工及管理人员提供了73套住房，他们可以在这里无忧无虑地生活并“享受人生的乐趣”。就这样，拜耳公司开始全面改进职工的生活环境：自1863年起，埃森钢铁制造商克虏伯开始模仿英国，成为第一位建造“职工宿舍”的德国企业家。他想借此减少不断离开的工人数量，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与20个甚至更多的人共同居住在一间小房子里。而克虏伯可以在公司附近的职工住宅区为他们提供136套35～57平方米的两居室公寓，从而将职工的休闲与工作融为一体。
从那时起，这种职工住宅区开始纷纷涌现。如1869年的斯图加特邮政员工住宅区（Postdörfle），1871年位于多特蒙德郊区的矿工联合公寓，以及1872年巴斯夫在路德维希港建设的包含420套公寓的大型住宅区。但仅仅提供廉价的住房是不够的。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许多企业家还致力于满足工人的社会需求。他们在住宅区建造剧院和体育设施，并积极与工会等组织建立联系。
杜伊斯伯格曾经写道：“公司的首要职责是尽可能为社会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早在1897年，拜耳就在他的倡议下成立了职工养老基金。随后，又为工人设立了一个资助基金。截至1899年，该基金已为当时大约3500名员工存储了75万马克。公司还专门聘请了一名工厂医生，并在杜伊斯伯格的要求下引入了当时较为先进的10小时工作制。
由此，转岗到勒沃库森很快就不再被视为公司中的最高处罚。勒沃库森工厂设有一个图书馆，工人们尤其喜欢在那里借阅儒勒·凡尔纳的小说。自1908年起，公司还修建了一座外观近乎宏伟神圣的“休闲屋”。在那里，男子合唱队高声歌唱着《莱茵河畔的春天》（ Frühling am Rhein ），铜管乐队进行着排练，当时被称为“TUS 04”的体育协会就是今天“拜耳 04”（Bayer 04）德甲足球俱乐部的前身，工人们在这里进行着各项体育锻炼。同样是在这里，员工们可以买到售价仅13芬尼的啤酒，还可以打保龄球和台球。
与此同时，勒沃库森与米尔海姆之间的铁路也已建成，这为此前不得不乘船在两地之间通勤的工作人员提供了便捷。1901年，技术狂杜伊斯伯格购买了一辆汽车，这也是当时世界上的第一批汽车之一。从位于埃尔伯菲尔德的公司总部到勒沃库森所需的时间随之大幅缩短，杜伊斯伯格简洁地将这段旅程称为“驾驶之旅”（Autolen）。
当时，无论谁搅乱了这样的理想世界，他都会以“有力措施”予以反击，杜伊斯伯格曾经自豪地写道。在1904年爆发的一次工人罢工运动中，他要求工人选择退出工会或自行离开公司。就这样，483名工人离开了工厂，约占勒沃库森工厂总人数的六分之一。杜伊斯伯格因此成立了雇主协会以打击这种可能的骚乱。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他带来了更大的困扰。作为一名企业家，杜伊斯伯格并不支持这场战争。即使德国能够取得胜利，他也担心会因此而带来出口损失。但当最高陆军司令部向他下达指令时，杜伊斯伯格一如既往地展现了他的高效：他将工厂全面转向了炸药生产，尽管最初他曾因这过于危险而拒绝生产炸药。拜耳公司成了德意志帝国最大的炸药供应商。杜伊斯伯格还毫无顾忌地推动了毒气的生产，甚至提出了“细菌炸弹”的构想。他认为，“新型技术手段”是取得阵地战胜利的关键。
1917年1月27日发生的爆炸，将战争带到了勒沃库森。当杜伊斯伯格终于能够在柏林与勒沃库森取得联系时，他在松了一口气的同时，又深感震撼。他的妻子还活着，他的女儿也性命无虞，尽管她的脑袋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伤口，并在后来进行了四次手术。大约300名工人被破碎的玻璃划伤，其中不乏一些重伤患者，共计8人丧生。手榴弹再装填系统在爆炸中毁于一旦，地面留下了巨大的漏斗型炸弹坑。尽管满目疮痍，但勒沃库森依旧伫立在那里。杜伊斯伯格在一封信中写道：“周日早上，当我匆忙赶回来时，我看到我美丽的勒沃库森到处弥漫着浓浓的悲伤景象，我不禁失声痛哭起来。”
杜伊斯伯格再次重建了勒沃库森。恢复生产后，他带来了80辆装满玻璃的货车。即使在这样的危机之年，拜耳公司的商业版图仍在扩张。拜耳集团通过谈判从卡尔·勒沃库斯的继承人手中购买了更多的土地，其中还包括曾经被视作勒沃库森核心的群青颜料工厂。就这样，拜耳集团最终继承了这个曾经的贝尔吉什村庄的全部遗产，而这里也成了莱茵河畔的一座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