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1年，典当商冈普里希·马库斯·沃伯格（Gumprich Marcus Warburg）在他的遗嘱中留下了一句嘱托：“不要分开。只有团结起来，你们才会变得强大，你们的事业才会蓬勃发展。”他所指的是38岁的长子摩西·马库斯（Moses Marcus）和36岁的次子格尔森（Gerson），他们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矛盾。三年前，冈普里希将他的生意留给了两兄弟，他们就此创办了M.M.沃伯格银行，但他们之间的竞争却并未就此结束。在生命的尽头，冈普里希忧心忡忡地看着自己艰难积累起来的微薄财富，担心这可能成为差异巨大的两个儿子之间的纠纷源头。
然而，兄弟二人并未听从父亲的嘱托，他们之间的争执延续了数十年。尽管如此，他们的公司依旧蓬勃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沃伯格银行成为汉堡的重要经济支柱，并在19世纪成为全球性企业。历经两次世界大战，沃伯格银行成为目前德国最大的私人银行。这使得沃伯格家族成为世界上最古老且持续活跃的银行家族。老沃伯格本可以安心离去，但不安占据了上风，所以他在遗言中仍殷切嘱托：“一定要听从我的遗言和忠告！”
我们不能责怪他：对于一个生活在德国土地上的犹太人来说，他没有理由保持乐观。早在中世纪，冈普里希的先祖们就已经开始从事货币兑换和典当行业，因为当时的行会制度剥夺了他们从事其他大多数行业的权利。作为所谓“受保护的犹太人”，他们享有一定的特权，但必须缴纳高额税款，并且要与当权者保持友好往来。
据家族第一位祖先西蒙·冯·卡塞尔（Simon von Kassel）安全通行证中的文献记载，自16世纪起，沃伯格家族开始定居在威斯特法伦州的瓦尔堡市。家族的祖屋一直保存至今。瓦尔堡并没有强行划定犹太人居住区，犹太人也不需要像在许多其他城市那样佩戴标记犹太人低等身份的徽章。西蒙一家在社区中备受尊敬，三代以来，他们一直在自己家中维护着这座城市的犹太会堂。
1668年，西蒙的曾孙尤斯帕-约瑟夫（Juspa-Joseph）离开了瓦尔堡，原因至今不详。或许是因为在1666年最后一次瘟疫爆发后，未完全沉寂的反犹太主义势力再次抬头，或者是因为三十年战争的毁灭性破坏同样对瓦尔堡市造成了严重影响，使得这里已不具备任何经商的前景。不管是何原因，尤斯帕-约瑟夫选择向北迁移。他在自己的名字中保留了“瓦尔堡”（Warburg）一词，用以标记自己的出生地：在德国，犹太人不得拥有姓氏，因此，许多人都会选择以自己的家乡命名。尤斯帕-约瑟夫在阿尔托纳找到了新家。这是丹麦的一座城市，在这里，犹太人享有比在附近的汉堡市更大的自由。城市中的犹太人社区有一座犹太教堂和犹太墓地，因为汉堡市的相关禁令，来自汉堡的葡萄牙裔犹太富人也会在那里安葬死者。
靠近新兴的贸易大都市显然有利于家族生意的发展：冈普里希·沃伯格与汉堡的一位外汇经纪商的女儿结为夫妻，并最终于1773年搬到了汉堡市。这是家族发展史中跨越的一大步，当然，也是一次冒险，因为汉堡对犹太人的容忍度依旧有限。在老城区，犹太人只被允许居住在5条街区；而在新城区，犹太人的生活范围被严格控制在由14条街道组成的区域内。冈普里希和他的家人们搬进了位于彼得大街227号的新家，这里也成为他日后的经营场所。同样，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这里也是他的儿子格尔森和摩西·马库斯所创办的M.M.沃伯格银行的所在地。
和从前在威斯特法伦州一样，冈普里希在汉堡也同样从事货币和典当生意，而这里的经商环境要好很多：作为拥有港口的独立城邦，汉堡与半个世界相连；这里还拥有繁华的股市；欧洲各地的货物和资金通过汉萨贸易办事处流入此地。
具有国际化色彩的相对自由的资产阶级文化也为犹太人提供了更多的灵活空间：塞法迪犹太人在汉堡生活了近200年，他们大多是富有的葡萄牙裔和西班牙裔犹太商人。他们背后的国际关系使得他们得以在汉堡享受参议院的条约保护，并在一定程度上为汉堡市有限地接受德国犹太人铺平了道路。
冈普里希·沃伯格的生意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如今已不得而知。或许他的收入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般丰厚，但已足以将一些财富留给他的儿子们。然而，他的忠告并没能阻止两个儿子在他死后持续的冲突：兄弟二人在股市中互相窥探、互相回避又互不相让。一些人利用他们之间的分歧从中获利，如以低价从其中一人手中买下外汇，再以高价卖给另一人。最终，兄弟二人意识到了彼此联合的意义，并于1810年达成了合作协议。该协议由希伯来语和阿拉姆语写成，缔结于犹太历5570年。
兄弟二人都自觉遵循着犹太人的传统，而严肃、正统的摩西·马库斯要比他的弟弟格尔森更加认真地对待此事。从外貌上，有着浓密黑发的马库斯就与光头的格尔森有着明显的不同。马库斯与他的妻子、女儿共同居住在银行楼上的小公寓里，他会自掏腰包资助神学著作的出版，并且他会像在瓦尔堡的先祖一样，担任犹太社区的领袖。而格尔森则在剧院、舞厅和咖啡馆之间流连忘返，享受着他轻松自在的单身生活，这一切都被马库斯视为不耻。据说，兄弟二人曾有长达一年的时间互不说话。但他们的货币兑换生意却一直发展得非常好。
多年来，汉堡一直奉行严格的中立政策，尽管会相应带来一定的风险，但这一政策已经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许多贵族选择在汉堡银行保全自己的财产。而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交战国的货物和金融贸易都会途径这座城市。历史资料记载：“当时的各方势力相互联合，以促进这里的银行业发展。”不久之后，由于拿破仑实施大陆封锁政策，汉堡几乎发展成为欧洲“非法”商业活动的中心。
至于沃伯格家族是如何从中受益的，目前已无从得知。银行成立之初几十年间留存下来的少数文件表明，兄弟二人谨慎经营，并很快赢得了良好的声誉。有据可查的是，他们曾与来自美茵河畔法兰克福的银行家迈尔·阿姆谢尔·罗斯柴尔德及他在伦敦和巴黎的分行有所联系。他们还与诗人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的叔叔及赞助人所罗门·海涅（Salomon Heine）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在沃伯格银行成立前一年，所罗门·海涅就与马库斯的岳父亚伯拉罕·赫尔歇克（Abraham Heckscher）共同创办了一家私人银行，这也为他赢得了“汉堡罗斯柴尔德”的称号。
但汉堡的独立地位在1806年时暂时结束：拿破仑军队占领了这座城市，使得这座在北海和波罗的海之间拥有广阔陆地走廊的城市成了法兰西帝国的所有地。参议院和州议会形同虚设，而汉堡公民必须缴纳高额的税款。
然而，对于犹太人来说，法国人的统治给他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自由。因为根据法国法律，犹太人拥有与所有其他公民相同的权利。当然，他们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1812年，法国人逮捕了一些富有的汉堡人，以勒索50万法郎的赎金。格尔森也曾被拘留在吕内堡的石楠草原地区。这正中马库斯下怀。他拒绝支付相应的赎金，直到犹太社区对他施加了巨大压力。据说，他在格尔森获释时曾低声说道：“法国人为什么不对他实施长久拘留呢？”
随着法国人的离开，汉堡犹太人再次失去了他们获得的权利。由于参议院和州议会的抵制，马库斯·沃伯格所在的一个致力于保护犹太人的委员会的提议未能实现：所有的请愿书和法律鉴定书都被驳回，而所谓的1710年犹太人法规再次恢复了效力。即使在维也纳会议上，犹太人对平等权利的要求也被置若罔闻。与此同时，占领时期助长了从一开始就具有反犹太特征的民族主义势力的兴起。尽管当时犹太人仅占汉堡人口的4%（随着总人口的增加，该比例很快下降到2%），但很多非犹太人对于犹太人社会成就的提升持怀疑和嫉妒态度。
就这样，公开的敌意爆发了：人们对犹太人在“法国时期”搬入他们无权居住的社区，甚至经常光顾咖啡馆的行为感到愤怒。1819年夏天，这一激烈情绪在“反犹太骚乱”（Hep-Hep骚乱）中达到了顶峰：犹太人被强制驱逐出阿尔斯特（Alster）的咖啡厅，“不允许”犹太人居住的街道上的犹太人房屋和公寓也被洗劫一空。在罗斯柴尔德家族所在的维尔兹堡和法兰克福，暴徒曾肆虐数日之久。
就这样，实现真正的解放即法律和政治地位平等的希望破灭了。犹太裔汉堡人不得不再次搬回分配给他们的街道。在随后的几年里，骚乱不断发生，通常来说骚乱会开始于阿尔斯特河上的咖啡馆。因为对汉堡资产阶级来说，犹太人能够像他们一样自由地穿梭于城市之中，是如眼中钉一般让他们无法接受的。
沃伯格家族在法国占领期间并没有搬家，几十年间他们一直以小资产阶级的身份生活在以犹太人为主的新城区，因此他们很少遭到反犹太运动的迫害。与此同时，兄弟之间的争斗仍在继续，并于1819年达到了新的高潮。格尔森爱上了马库斯年仅14岁的漂亮女儿萨拉（Sara），再加上他在马库斯看来极为不检点的生活方式，对马库斯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双重侮辱。马库斯没想到的是，恰恰是他的女儿萨拉在家族未来的银行发展史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她这样一个来自正统家庭的女儿来说，没有什么比通过利益最大化的婚姻来扩大沃伯格家族的业务关系更重要的了。
当格尔森于1825年去世时，萨拉的婚姻变得更加迫在眉睫，因为马库斯并没有儿子可以被任命为公司新的合伙人。然而，合适的女婿候选人也非常有限——因为大多数的犹太人都过于贫穷，而基督徒则完全不在考虑范围之内。萨拉本人十分乐于接受她英俊的表弟埃利亚斯（Elias）的求婚，但1829年，她同意了与父亲之前安排的第二位堂兄阿比·塞缪尔·沃伯格（Aby Samuel Warburg）结为夫妻。然而，这绝非萨拉梦寐以求的婚姻：被称为“彼得大街明星”的萨拉一直是众星捧月的焦点，身边不乏追求者，据说她还曾收到过海因里希·海涅的情诗。但现在，她却嫁给了一个嗜钱如命、天生驼背的男人。
从孩提时起，阿比就因为体型而不得不忍受别人给他起的外号。他与萨拉在外表和性格上有着巨大的反差。对于银行合伙关系及拥有15万马克现金的大型企业，阿比似乎并不感兴趣，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让他放弃懒散舒适的生活。6个孩子的培养教育他也全权交给了妻子。与之相反，萨拉博学多才且兴趣丰富，她喜欢演奏乐器，也喜欢唱歌，会经常去剧院。丈夫的懒惰令她难以忍受，她也无法理解他的幽默。她经常责骂他说：“你能不能动一下！”
就这样，她变得愈发愤懑和固执，久而久之成了一个让所有家人都畏惧的家长，并且坚持让她的孩子们对她以“您”尊称。尽管阿比很受顾客的喜爱，并且具备从事金钱交易和与数字打交道的天分，但萨拉掌控了银行所有的重要决定，并要求她的丈夫每天把公司的事务汇报给她。
孩子们的婚姻也由她一手安排。然而，就她大女儿玛丽安（Marianne）的婚姻而言，萨拉的选择被证明是一个致命的错误。玛丽安嫁给的那个所谓富有的伦敦犹太人其实是一个骗子，他还挥霍了她的嫁妆。为此，萨拉亲自前往伦敦谈判离婚事宜，最后，沃伯格家族不得不花费四分之一的财产及巨额的法律费用来解除婚姻。当萨拉和阿比于1854年庆祝银婚纪念日时，这件事情仍没有完全解决。两年后，当58岁的阿比去世时，他仍对此十分担心。
萨拉以独资经营者的身份接管了银行，为规避针对女性的法律限制，她让长子西格蒙德（Siegmund）提前宣布成年并出任公司的总经理。即使在西格蒙德及更年轻的莫里茨（Moritz）正式接管公司之后，萨拉仍未完全放弃对公司的管控。她在合同中写明：“在特别重要的事情上，须征求沃伯格夫人的意见。”事实上，她在决定公司命运方面一直发挥着关键作用。每天晚上股市收盘后，她都要求她的儿子们向她汇报当日的情况。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儿子们尤其是西格蒙德越来越不愿意这样做。
第一次严峻考验发生在阿比去世之后——国际银行业危机爆发，沃伯格家族也未能幸免于难。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商品价格暴跌，许多美国银行和铁路企业破产。1857年11月，股票市场危机席卷英格兰，并蔓延至汉堡。银行客户歇斯底里地要求兑现他们的票据。银行和贸易公司的资金被挤兑一空，期货贸易无法按期交割，价值数亿马克的货物被搁置在港口无人问津。参议院试图从其他城市和国外获得贷款，然而徒劳无功——汉堡经济面临崩溃。
然而事实并未一直如此发展，这座城市最终甚至以光荣胜利者的身份从经济崩溃中全身而退，这一切都要感谢萨拉·沃伯格。她将女儿罗莎（Rosa）嫁给了维也纳联合信贷董事长保罗·希夫（Paul Schif），并在汉堡陷入危机时说服他担任奥地利与汉堡的中间人。事实上，她的女婿成功地说服了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Franz Joseph Ⅰ.）对这座城市施以援手：1857年12月，一列满载13节车厢银条的火车抵达了汉堡，以担保其获得救援贷款。在陷入经济危机仅仅6个月后，这座城市就具备了偿还有息贷款的能力并将白银送回了维也纳。“银色列车”成了传奇，沃伯格银行名声大噪，并从此涉足汉堡国有金融事务。
1865年，60岁的萨拉退休，居住在位于汉堡市罗腾鲍姆乔塞的豪宅。但她仍然关注银行业务，并通过巧妙的联姻将家族业务扩展到国外。她会为她的儿子们挑选合适的妻子。沃伯格家族不再自称货币兑换商，而是银行家。仅拥有10名员工的沃伯格银行仍然是一家相对较小的公司，但已经是德国领先的私人银行之一，经营国际汇兑、外汇交易和国内证券业务。
自1860年以来，新的汉堡宪法保障了犹太人的完全平等地位。同年，萨拉将公司总部迁至汉堡市中心。1868年，在西格蒙德的领导下，银行最终搬到了位于内阿尔斯特湖边的一座宫殿，紧邻市政厅和证券交易所——在这座城市生活了200年后，沃伯格家族终于登上了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