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7月，博世公司颁布了一条工作规定，写明“员工每天的工作时长为8小时”，此举让企业家罗伯特·博世一夜成名。在此之前，德国只有两家知名企业推出了8小时工作制。而当时，大多数人每天的工作时长为10小时。一位企业家自愿履行劳工运动的核心要求，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种创举。而博世所做的努力不止这些：在博世公司，工人的工作时间不仅更短，而且他们的工资还比当地同行业的平均工资水平高60%。

然而，博世并不把这些开创性的社会福利视为一种慈善。而是将其与公司的业务发展结合考虑：8小时工作制使得生产可以采用两班轮岗制。而高工资可以满足公司对熟练工人的巨大需求。在博世看来，商业成功和较高的社会福利标准密不可分，两者相互依存。

在帝国企业家中，这位来自斯图加特的电气商人是一个特别的存在，他不仅具有高度的社会开放性，还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这使他在商界赢得了“红色博世”的绰号。罗伯特·博世出生于1861年9月23日，是家中12个孩子中的第11个，也是一名坚定的民主主义者。

博世出生在乌尔姆附近施瓦本汝拉山旁的阿尔贝克小镇，从小就生活在自由主义思想盛行的环境里。他的父亲是一位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旅馆老板和农场主，和许多符腾堡人一样，具有强烈正义感的他是俾斯麦和专制国家普鲁士德国的坚定反对者。以父亲为榜样，正义、民主、包容和社会平衡成了罗伯特·博世的核心价值观。

8岁时，罗伯特一家从阿尔贝克搬到了乌尔姆。中学毕业后，他在乌尔姆度过了精密机械师的学徒生涯。当时的他还没有明确的职业抱负，但他对技术充满热情，也着迷于新兴自然科学。作为一名年轻技工，他辗转工作于德国的许多城市，也在斯图加特理工学院旁听过一段时间，还曾前往美国积累经验。在那里，他就职于一家公司，这家公司与发明家及电气工程师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Thomas Alva Edison）有过密切合作。

但博世对于美国这个“自由国度”的深切期望终究还是落空了。经历了短暂的失业后，他发现美国缺乏“正义的基石，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仅仅一年后，他就返回了欧洲。最初，他就职于伦敦的西门子兄弟公司。后来，他决定在斯图加特成立自己的工作室。这一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私人原因决定的：他的未婚妻，也就是他未来的妻子安娜·凯瑟（Anna Kayser）生活在附近的上图尔海姆区。1886年11月，在斯图加特市西部的一个房屋后院，博世创办了一间“精密仪器和电气工程车间”。他没有具体的经营理念，在一名机械师和一名助手的帮助下，他承接各类订单，包括安装门铃、电话及避雷针。

博世并不是一名发明家。他的强项在于保障工作高质量完成和留住优秀员工。博世手下一位经验丰富的制表师阿诺德·扎林格（Arnold Zähringer）曾帮助公司开辟了电气安装以外的业务领域。尽管这项业务在最初的10年里几乎没有盈利，但博世认真对待每一份订单，并曾为一台固定汽油发动机仿制磁电机。从那时起，博世的车间还提供磁电机制造服务。1896年，奥格斯堡的摩托车制造商卢布韦格林（Rüb & Wegelin）咨询博世，问他们是否可以为每分钟1000转的发动机制造低压磁电机，扎林格成功完成了这一挑战。这项发明很快在国内外汽车制造商中传播开来，而博世也成为很多英国和法国公司的指定代理生产机构。

几年后，博世的技术总监戈特洛布·霍诺德（Gottlob Honold）发明了一种高压磁电机，在可靠性和性能方面优于以往所有用于高速内燃机的点火装置。1906年，配备这种高压磁电机点火装置的汽车赢得了法国大奖赛（Grand Prix von Frankreich）桂冠，而博世也成了汽车界的热门品牌。

同年，博世在纽约开设了分公司。美国汽车市场的快速发展使需求激增，斯图加特工厂的产量也快速增加，以匹配美国需求。10年的时间里，这家类似于手工作坊的小型公司已经发展成为德国南部最大的工业企业之一。美国子公司博世万磁电机公司（Bosch Magneto Company）在马萨诸塞州的斯普林菲尔德开设了自己的大型工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博世已经发展成为全球品牌，其88.7%的销售额来自国外。

尽管业绩一路攀升，罗伯特·博世仍然坚持他的原则和他的个人风格及特点。他穿着由天然材料制成的“普通服装”，信奉自然科学，也不喜欢浪费金钱。对他来说，财富就是责任，他要尽己所能创造公共福利。很早他就开始向斯图加特工程应用技术大学（Technische Hochschule Stuttgart）、资优促进会（Verein zur Förderung Begabter）和一家顺势疗法医院捐赠大笔资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抵消外国业务带来的损失，他开始经营军火生意，并将其利润所得捐赠给内卡运河建设基金会。

在斯图加特甘舍德别墅区（Gänsheide），博世为自己建造了富丽堂皇的住所。此外，他还醉心于位于上巴伐利亚穆瑟拉赫（Mooseurach）的博世庄园（Boschhof）。1912年，他收购了这个地方，希望通过在这里开垦荒地和应用最先进的耕种技术来提升粮食安全。他对这个项目的热情仅次于他对狩猎的热爱。狩猎是他允许自己拥有的唯一爱好，为此他开辟了三个维护良好的狩猎场。

凭借其在商界的良好声望，博世还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成为自由派政治家弗里德里希·瑙曼（Friedrich Naumann）的朋友，瑙曼主张国内政治改革和适度战争。1918年2月，他与多名知名人士一道，在一份备忘录中敦促立即进行和平谈判。直至魏玛共和国成立，博世也没有加入任何政党。但在与博世相当的企业家群体中，几乎没有任何人像他这样如此坚定地致力于建设新国家的民主和社会基础。博世支持自由派德国政治大学（Deutsche Hochschule für Politik），是德国国际联盟（Deutschen Liga für den Völkerbund）的创始成员之一，并且毫无保留地支持劳资委员会法（Betriebsrätegesetz），尽管该法规遭到了商业协会（Wirtschaftsverbänden）的反对。

在公司内部，博世所坚持的原则为独特企业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博世公司所坚持的原则包括：追求高质量、高安全性和舒适的客户体验，以及公平公正，即不因世界观或宗教信仰的不同而歧视任何人。就这样，博世成功实践了现在被定义为基于企业认同和价值认同的企业管理模式，并且取得了巨大成效。

博世十分善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他的话即使放在今天也同样发人深省：“我始终坚持这样的原则，宁可损失金钱也不辜负信任。对我来说，一诺千金比暂时盈利更加重要，我所生产的商品品质及我曾经做出的承诺，都是我不可放弃的重要阵地。”大多数“博世人”都对此深以为荣，但对于那些无法达到预期的人来说，事情就没有那么简单了。无论是对管理者还是学徒，博世都无法容忍失误。

罗伯特·博世和安娜·博世（Anna Bosch）共育有三个孩子，儿子罗伯特（Robert）、女儿玛格丽特（Margarete）和保拉（Paula）。博世本打算让儿子继承公司，但小罗伯特在进入公司后不久就患上了多发性硬化症，并于1921年去世，享年30岁。在当时，女性继承公司的情况并不多见。所以，博世于1917年将公司转变为非上市股份公司，由他本人担任监事会主席，并让公司的重要员工在其中任职。4年后，博世创立了博世资产管理公司，并计划由该公司接管其股份。

这对夫妻的婚姻在儿子去世后产生了裂痕。以他的年纪，博世本不指望再发生什么新的家庭变动。然而，在1927年，他爱上了39岁的歌手玛格丽特·沃尔兹（Margarete Wörz）。他提出离婚并再婚，并在67岁时再次成为一名父亲，他给他的儿子再次取名为罗伯特。三年后，他们的女儿伊娃（Eva）出生了。博世更改了对于继承人的安排，并将曾经放弃的股份回购。1937年，罗伯特·博世股份公司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

20世纪30年代初，博世逐渐淡出公司的经营管理。1926年公司发生严重危机后，博世任命了一个以他的前私人秘书汉斯·沃尔兹（Hans Walz）为首的全新董事会，对于此人，博世给予了毫无保留的信任。自此，博世更加专注地投身于政治运动之中。他从奥地利政治评论家理查德·尼古拉斯·库登霍夫·卡勒吉（Richard Nikolaus Coudenhove Kalergi）手中接过了泛欧联盟德国促进协会（deutsche Fördergesellschaft für die Paneuropa-Union）主席一职，并加入了法德协会（Deutsch Französische Gesellschaft）。

博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汲取了教训，并开始致力于化解“宿敌”法国和德国之间的矛盾。在他看来，这是实现欧洲团结的关键。1933年初，为促进法德之间的相互理解，博世还曾提出一项私人倡议。

作为军事机动化领域的重要公司，博世对于第三帝国的军备改良至关重要。早在1933年底，德国国防部就已经开始在帝国内部为其寻找“后撤阵地”，因为他们认为，靠近法国边境的斯图加特并非安全地点。为保全其毕生心血，博世容忍了政府的操作。在随后的几年里，他们在柏林附近的克莱因马赫诺（Kleinmachnow）成立了子公司——德莱林登机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Dreilinden Maschinenbau GmbH），并负责为德国空军制造飞机发动机点火器。此外，其在希尔德斯海姆（Hildesheim）建立的电气及精密仪器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也就是后来的特里尔克工厂）负责生产供军用车辆使用的交流发电机、起动机和点火器。

1935年夏天，罗伯特·博世以“和平先驱”之名邀请法国退伍军人前往斯图加特，希望与法国达成和解。在自己的工厂不断增加军备生产的同时，他希望通过采取此项私人举措来维护和平，并聘请前莱比锡市长卡尔·弗里德里希·格德勒（Carl Friedrich Goerdeler）作为顾问。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格德勒警告其商业伙伴和其他政府官员不要出国，然而并无成效。在柏林，他与许多高级军官共同组建了一股抵抗力量。

对于犹太人遭到的迫害，博世也并不想袖手旁观。博世公司是否曾聘用犹太员工，目前已无证可考，但他们一直与犹太制造商、银行家及科学家保持多种合作。1938年底，斯图加特成立了一家犹太机构，该机构致力于帮助被逮捕的犹太人重获自由并帮助移民获得身份许可。博世的第二任妻子沃尔兹曾通过公司的福利账户秘密资助该机构长达两年。荷兰的犹太援助委员会也曾收到大笔资助政治流亡者的资金，该资金来自阿姆斯特丹的一个私人账户。

博世不愿通过迫害犹太人而获利。然而，一些犹太人的不动产和股权份额却间接或在卖方的坚持下被他接管。但也有例外，博世的一位总经理曾被迫出售其所持股份，因为西格蒙德·勒韦（Siegmund Loewe）被认定为“犹太混血”企业家，他不得不放弃他在电视股份公司（Fernseh AG）的股份。该电视公司由博世、勒韦等人于1929年创立。

战争开始后，博世管理层与政府管理部门之间“暂时休战”。此时，军备订单占据了公司近三分之二的营业额，博世公司也成为公认的政府模范企业。在所有的工厂里，越来越多的强制劳工被征用。尽管博世公司提供了更好的社会福利保障，但其强制劳工的处境也并不比在其他大公司更好。对于公司在1940—1941年征用强制劳工的事情，罗伯特·博世无疑是知情的，但他对此从未发表过任何声明。

1940年4月，斯图加特的罗伯特·博世医院开业，博世又一次迎来了他人生的荣耀时刻。在庆祝公司成立50周年之际，博世捐赠建设了当时最先进的顺势疗法医院。这对罗伯特·博世来说意义重大，同时也是他留下的宝贵遗产。1942年3月12日，博世因中耳感染去世，享年80岁零6个月。去世前不久，博世曾委托其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结识的自由派好友西奥多·赫斯（Theodor Heuss）为他撰写传记。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博世集中精力处理他的遗产问题。他深知，自己将会留下一个未成年的儿子作为可能的公司继承人，而国家的命运仍未可知。鉴于以上不确定因素，他成立了一个遗嘱执行委员会，该委员会将在30年的时间里决定，博世公司应继续以家族企业的形式传承下去，还是由博世资产管理公司收购。

1964年，遗嘱执行人和继承人就第二个方案达成一致。如今，罗伯特·博世有限责任公司92%的股份归罗伯特·博世基金会所有。该基金会是由博世资产管理公司发展而来的，致力于履行博世在其资产管理遗嘱中所赋予的使命：“促进健康、儿童、教育、资优和民族和解等事业的发展”。

博世并没有建立一个家族性商业王朝。尽管他本来很想这样做，但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他的毕生心血能够以符合他思想和原则的形式传承下去。以博世公司所得利润支持慈善事业，这完美契合了博世在其遗嘱中所表达的个人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