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广州贩中药的行商:一段危险的行程

据说很早以前就有水客叫“担药箩”,来往于香港南洋之间,大抵属“巡城马”一类,接受委托,随身带货,即一些地方称之为“跑单帮”。但此等毕竟有一定限度,不可能携带粗贱药材,只能起到补充作用,而且路途遥远,难以长期持续下去。

广州的中药行商,以抗战期间最为鼎盛。究其原因,乃由处于战乱时期,各行业失去正常供求秩序,而药物又为人民群众所必需,遂形成畸形发展的现象。行商适应环境,应运而生,起到调剂余缺作用,而省、港两地经营药业的人,为了生活与图利,不惜冒险通过封锁线做买卖,集散地为广州、梧州、柳州、桂林、清远、韶关、湘潭、贵阳、重庆、昆明等地。直至抗战胜利之后,交通逐渐恢复,行商乃少,或者转作坐商继续经营中药业。

当时行商的特点,可以用利润厚、风险大、时间长、周转慢、费用多来概括。因为处于兵荒马乱时期,出门必冒风险,比如偷越封锁线、土匪掠劫等,往往人货两空。又如长途贩运,三五个月才跑一次来回,沿途食宿以及派使用(恶势力勒索钱财)等名目繁多。正由于周转慢,因而利润相当厚,如货物能平安到达目的地常有对开以上利润,否则无法经营。扣去费用后,1939—1940年间有50%,而1942年后利润仅20%左右。

当时行商估计有三四百人,主要有三条路线,一是穗港线,由市桥—石岐—澳门—香港,主要带西土货出,带进口南药或南北药回,但这条路线走的人不多;第二条是称作走沙坪,由南海九江或新会江尾通过日寇封锁线进入鹤山沙坪,运往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地。这条路线不一定个个走全程,视各自客路,以1940—1943年最盛,带去进口南药或当地所需品种,回程带南北药或广州需要的品种;第三条是北江线,经三水、芦苞或花县、清远,再走韶关、湘潭等地。另外还有一线是香港至广州湾(湛江),走这条线的资金较多,为时也较长,为了相互照应,往往是联群结队,以策安全,三三两两集资几百,多者几千,或手提,或肩挑,一般是经营便于携带的品种如田七、麝香、牛黄、黄连、砂仁、豆蔻等。粗货亦有,多为内地带返广州,视乎市情需耍,总之有利可图就干。每当运输不正常,或战争年代,行商就较为活跃。

上述几条路线,以走沙坪人数最多。沿途有恶势力控制,费用之多,令人难以置信。有时甚至语音相闻那么近,即又有关卡收“行水”(买路钱),并且美其名为“修路费”“保护费”,以一小竹箩递出收钱。而过往行人讥之为“派溪钱”(死人出殡沿途撒纸钱),这是日伪统治时一种特有现象,今天想起犹有余愤。

在沙坪对岸九江,须乘搭当地恶势力所控制的木船,乘着没有日军巡逻的机会,迅即渡江,大家心情异常紧张,因一遇意外,即人货两空,哪有不紧张之理。而渡江时和对岸有联络暗号,如日间举蓑衣,晚上点灯。一有招呼,或者如犬伏地,听听有无轮船机动声音,辨别有无日军巡逻。而到昆明一段,行贿已成公开秘密,否则翻箱倒匣地搜查。

除了上述行商外,另有深入到云贵等产区的行商,即以集散地之货栈为驻点,由行栈代办食宿,由经纪人介绍成交,只需付佣便可代办;另一种是参加集市贸易,即所谓庙会,如云南大理苍山脚三塔寺前广场,逢旧历三月初五至廿五,有药材及土特产甚多,行商们通过庙会集市成交;又一种叫“坐茶馆”,在昆明南华寺江川会馆清茶铺,一日三市,经纪也十分活跃,介绍成交土特产与药材。更有一种深入到怒江、西双版纳等地,利用当地人喜用的丸散、沉香,乃至陶器、瓦具、衣物、针线饰品等,由马帮运入以物易物。此类暴利惊人,但非人人可做,亦不熟不做,有组织、有勾结才敢深入山区。据称一口针换一只鸡,一粒陈李济“苏合丸”换一银圆,一个沉香卖一元钱,一空瓦煲换一煲黄连等。但所有这些,仅是行商中传闻。一并摆出,供有关方面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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