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很早以前就有水客叫“担药箩”，来往于香港南洋之间，大抵属“巡城马”一类，接受委托，随身带货，即一些地方称之为“跑单帮”。但此等毕竟有一定限度，不可能携带粗贱药材，只能起到补充作用，而且路途遥远，难以长期持续下去。

广州的中药行商，以抗战期间最为鼎盛。究其原因，乃由处于战乱时期，各行业失去正常供求秩序，而药物又为人民群众所必需，遂形成畸形发展的现象。行商适应环境，应运而生，起到调剂余缺作用，而省、港两地经营药业的人，为了生活与图利，不惜冒险通过封锁线做买卖，集散地为广州、梧州、柳州、桂林、清远、韶关、湘潭、贵阳、重庆、昆明等地。直至抗战胜利之后，交通逐渐恢复，行商乃少，或者转作坐商继续经营中药业。

当时行商的特点，可以用利润厚、风险大、时间长、周转慢、费用多来概括。因为处于兵荒马乱时期，出门必冒风险，比如偷越封锁线、土匪掠劫等，往往人货两空。又如长途贩运，三五个月才跑一次来回，沿途食宿以及派使用（恶势力勒索钱财）等名目繁多。正由于周转慢，因而利润相当厚，如货物能平安到达目的地常有对开以上利润，否则无法经营。扣去费用后，1939—1940年间有50%，而1942年后利润仅20%左右。

当时行商估计有三四百人，主要有三条路线，一是穗港线，由市桥—石岐—澳门—香港，主要带西土货出，带进口南药或南北药回，但这条路线走的人不多；第二条是称作走沙坪，由南海九江或新会江尾通过日寇封锁线进入鹤山沙坪，运往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地。这条路线不一定个个走全程，视各自客路，以1940—1943年最盛，带去进口南药或当地所需品种，回程带南北药或广州需要的品种；第三条是北江线，经三水、芦苞或花县、清远，再走韶关、湘潭等地。另外还有一线是香港至广州湾（湛江），走这条线的资金较多，为时也较长，为了相互照应，往往是联群结队，以策安全，三三两两集资几百，多者几千，或手提，或肩挑，一般是经营便于携带的品种如田七、麝香、牛黄、黄连、砂仁、豆蔻等。粗货亦有，多为内地带返广州，视乎市情需耍，总之有利可图就干。每当运输不正常，或战争年代，行商就较为活跃。

上述几条路线，以走沙坪人数最多。沿途有恶势力控制，费用之多，令人难以置信。有时甚至语音相闻那么近，即又有关卡收“行水”（买路钱），并且美其名为“修路费”“保护费”，以一小竹箩递出收钱。而过往行人讥之为“派溪钱”（死人出殡沿途撒纸钱），这是日伪统治时一种特有现象，今天想起犹有余愤。

在沙坪对岸九江，须乘搭当地恶势力所控制的木船，乘着没有日军巡逻的机会，迅即渡江，大家心情异常紧张，因一遇意外，即人货两空，哪有不紧张之理。而渡江时和对岸有联络暗号，如日间举蓑衣，晚上点灯。一有招呼，或者如犬伏地，听听有无轮船机动声音，辨别有无日军巡逻。而到昆明一段，行贿已成公开秘密，否则翻箱倒匣地搜查。

除了上述行商外，另有深入到云贵等产区的行商，即以集散地之货栈为驻点，由行栈代办食宿，由经纪人介绍成交，只需付佣便可代办；另一种是参加集市贸易，即所谓庙会，如云南大理苍山脚三塔寺前广场，逢旧历三月初五至廿五，有药材及土特产甚多，行商们通过庙会集市成交；又一种叫“坐茶馆”，在昆明南华寺江川会馆清茶铺，一日三市，经纪也十分活跃，介绍成交土特产与药材。更有一种深入到怒江、西双版纳等地，利用当地人喜用的丸散、沉香，乃至陶器、瓦具、衣物、针线饰品等，由马帮运入以物易物。此类暴利惊人，但非人人可做，亦不熟不做，有组织、有勾结才敢深入山区。据称一口针换一只鸡，一粒陈李济“苏合丸”换一银圆，一个沉香卖一元钱，一空瓦煲换一煲黄连等。但所有这些，仅是行商中传闻。一并摆出，供有关方面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