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华南财团兴起的背景
作为中国近代民族金融资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华南财团兴起的大背景与全国情况基本上是一致的。外国银行在华之设立和发展，激发了中国人自办银行的思想。戊戌维新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逐渐形成，其在重大政治事件及经济发展中，均有表现，展示实力，为华资财团的崛起创造了条件。
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工商界有识之士已深悉银行的重要性，郑观应著《盛世危言》中有“银行”专文，将银行视为“商务之本”“百业之总枢”。1907年10月，上海商务总会有发起创办中国华商银行之议，新加坡、广州等埠商会迅速表示赞同，要求参与发起之列。其他海内外商会代表对此亦有浓厚的兴趣。至1910年6月底止，海外各埠认股金额达570万元，国内各埠亦有400余万元。 遗憾的是，由于当时金融恐慌和时局动荡不居，筹备了数年的中国华商银行终未能成立。而“民国肇兴，政治一新，工商业感受刺激，生机骤动，银行之设立，亦转趋活跃” 。民初“华资银行的设立产生一个飞跃”，1912—1927年15年间新设达304家，为清末华资银行设立数的10倍。 这种盛况显然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几年间，帝国主义列强无力东顾，洋货来源阻塞，历次高涨的反帝爱国运动开拓国内外市场， 民族工商业“黄金时期”较大发展、资金调节之需要增加有密切的联系。
当然，华南财团的兴起亦有其独特的一些因素。
“南洋华侨生活的中心，是在经商”，据1930年调查，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华侨经商者分别占两国华侨总人口的36.6%和33%，其他如马来亚、暹罗（今泰国）、法属印度支那等地，情形大致相似。他们的经济活动，“不仅限于南洋，且推及中国，经营中国与南洋间的商务” 。闽粤商帮从事跨国贸易，积累了资本和经营经验，接触金融较早，对华南财团的形成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粤港、新加坡及南洋各埠城市的发展，环南中国海的区域性贸易网络、社会经济的繁荣及大量侨汇的驳接等，则为华南财团的活动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日本学者滨下武志先生研究认为：自19世纪以来，亚洲区域内贸易“伴随着香港、新加坡的登上历史舞台而越发活跃”，这两个城市得到了建设，并大量吸收了华人商业的资金。此两地都是流动的中国人的商业中心，由于中转贸易的发展，“香港和新加坡之间的金融关系进一步加强”，两市“作为金融市场的作用日益增大”。至20世纪初，以香港和新加坡为中转地的东南亚—东亚贸易网已经形成。 加以香港与南洋间有着密切关系，近代中国对南洋的贸易，大都经由香港转口，所以人们一般认为：“（中国对）南洋贸易，实际上香港与南洋可以合并言之。”
近代香港主要依存于转口贸易，基本上是一个纯粹的商业社会，故其经济与货币及金融之关系尤为密切。清末，由于抵制美货和收回利权运动的推动，中国内地出现了设厂高潮。同时，散布于美加、澳洲各地的众多粤籍华侨，将平素积蓄大量携带返乡。他们“中有致巨富者，其资财先付香港存储，渐用为振兴土木工业” 。香港因此“商务日兴，工艺蒸蒸日上” ，一批实力雄厚的企业创办起来。据报载：“本港富商巨贾创设大公司股本百万者不知几所矣。” 当时，粤商许多人兼有港商、侨商的身份，在海外从事商业活动，据闻其“营业于香港者不下一二十万人” 。民初以降，中国内地时局多变，“中上流社会，固以香港为世外桃源；而资本家之投资，又争以香港为宣泄之尾闾”。 这为香港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财力资源，成为促进社会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
20世纪初，随着向马来半岛移民的增多和从国内吸收资金的增加，华商对马来半岛的投资日盛。同香港一样，新加坡亦为自由港，是“欧亚转输总汇之区，附近各埠物产若胡椒、甘蜜、树胶等，凡售于洋商者，均非联合大公司设立银行不可。盖公司为华商经营物品之总部，物品运到公司可酌定时价，先付本银，裨资周转，则操纵有自主之权，买卖无抑勒之患。公司既立，非设银行无以资流通，无以便出纳” 。清季，聚集于新加坡的华商多达20余万人。民初，据1914年日本人调查，新加坡华侨资本家中拥有4000万元叻币（叻指新加坡，叻币即新加坡币）资产者1人、数百万元者3人、100万元者4人、数十万元以上者29人，其实力可见一斑。他们主要经营锡山、椰子园、橡胶园、轮船及银行等业。
由此可见，华南财团出现并以香港和新加坡为活动基地，绝非偶然。
二 华南财团的特点
华南财团具有近代中国金融资本的一般属性，但也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
（一）得益于华侨投资颇多
华南财团的大部分银行是由华侨投资创办的，如广东银行由美国华侨陆蓬山等集资创办，初设旧金山，后与日本华侨李煜堂、李自重、李星衢等合股在香港成立总行。和丰银行由南洋华侨集资组织，最大股东林秉祥、林秉懋昆仲系新加坡著名的资本家。东亚银行由日本华侨简东浦等创办，中兴银行由菲律宾华侨商人薛敏老、李清泉等创办，香港工商银行由美加华侨集资创办，香港华商银行由香港世传的越南米商刘氏家族投资创办，金华实业银行主要由美国华侨投资创办，永安商业储蓄银行由澳洲华侨郭氏家族创办，嘉华储蓄银行由美洲及澳洲华侨创办，国民商业储蓄银行由澳洲华侨马应彪、蔡昌、郭乐等30多人创办， 东方商业银行系由南北美洲及南洋华侨组织。
（二）华侨金融的枢纽
广东银行营业发达，“俨然为华侨银行中之中央银行” 。中兴银行是“菲律宾惟一华侨金融机关” 。香港华商银行纽约支行于1922年1月2日开幕，舆论称之为“美国华人第一银行” 。和丰银行“规模宏大，信用昭著” 。新加坡和丰、华商及华侨3家华资银行实行合并后，“便为海外华人资本最雄厚之银行” 。香港工商银行在粤居于重要地位，有“与广东银行共为广州银行界之翘楚”的美誉。 其沪行于1921年10月31日开始营业，董事有孙科，参议有虞洽卿、张静江，监理有戴季陶等名人。 此后沪行成为该行营业最盛的分行。国民商业储蓄银行穗行被称为粤省“华资经营之银行中后起之健者” 。其沪行于1922年11月3日开幕，上海军政绅商各界领袖前往道贺者，车水马龙，备极一时之盛，当日即收绅商及工商业各项存款及大宗储蓄颇巨。
（三）侧重经营国际汇兑
由于所处地域的产业尚未充分发展，而商业却非常旺盛，华侨汇款额巨大，国际转口贸易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故华南财团各主要银行的活动，首推经营国际汇兑。如民初我国国内银行兼营国外汇兑者约有10家左右，其中广东、东亚、工商即占3家，其营业皆以国外汇兑为主， 并在内地及世界各大商埠设有分支机构或代理。如东亚银行收集资本和存款几乎尽为外汇而运用。 广东银行还做进出口押汇，1927年前后每年做300万元，是华资银行做此业务最多者之一。
（四）与国内历届政府关系较为疏远
近代中国金融资产阶级并未完全支持北洋军阀政府，华南财团与之更是缺少渊源。民国时期，我国银行业与政府公债有不解之缘，由于公债被银行承兑而转化为银行资本，并未转化为产业资本，而由银行转贷给政府作为政费和军费，给国民经济和资本主义发展都造成消极影响，但华南财团此种作用甚微。华南财团主要银行设在香港和新加坡，在英国当地殖民政府注册，故受国内政局的冲击较小。出于种种考虑，有些内地华商企业亦在香港注册，如嘉华银行主要由广州嘉南堂和南华置业公司投资组成，其成立时因怕受国内时局变动的影响，定在香港注册。其实香港总行仅一块招牌，真正的总行还是在广州。直至1929年看到省港间汇兑业务繁多，原来只挂招牌而不营业的总行才真正办了起来。 除广东银行于1935年因受世界不景气影响，经营失败倒闭，经宋子文插手活动，加入官股、改组人事后复业，实已被宋系势力所控制外，华南财团其他银行始终保持着纯粹的商办性质。
（五）创办人大都为金融业外行
民国时期一大批具有较高修养的职业银行家登上金融建设的历史舞台，他们多数受过高等教育，不少人还留学国外，掌握了近代金融专业知识。而华南财团的创办人及主持人大都是华侨，尽管对西方经济知识较为熟悉，但缺少训练有素的银行家， 故经营颇为坎坷。以经商的经验办银行，并热衷于投机，倒闭者不在少数。如香港华商银行之倒闭，系因纽约分行投机美金失败，而牵累香港总行及沪、穗分行一同倒闭； 工商银行沪行有大量流动资金及活期存款，都来自投机分子，不及10年，因外汇投机而多次受打击，遂自行宣告倒闭。 嘉华银行主持人缺乏办银行的业务知识和经验，总经理冼锡鸿、司理张新基、司库梁基等从未办过金融机构，抵押放款做得太随便，并从事地产投机和公债投机，故其失败并非偶然。
（六）成员结构的闽粤地缘性
华南财团各银行的主持者几乎都是闽粤籍人士（详见下表），特别是与广东有不解之缘，因为“粤人擅长经商，国外华侨，各省商帮，每年均有巨额余利汇回故乡，此种汇拨收入，尤为粤省继续增加之财富源泉” 。浓厚的地缘色彩性也会产生一些狭隘性，如香港华商银行沪行的存款“大半均系粤人所存” 。中兴银行负责人对国内华资同行还有一种排斥性，如1938年春，交通银行准备在马尼拉设分行，遭其不满，认为交通银行前来竞争，对之不利，后经几度联系解说，始获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