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帮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现象，始于明清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商业活动很早就出现了，而且一直有发达的商业，但商帮的形成是明朝之后的事，正如张海鹏、张海瀛先生所指出的，“在明代之前，我国商人的经商活动，多是单个的、分散的，是‘人自为战’，没有出现具有特色的商人群体，也即是有‘商’而无‘帮’。”

商帮形成的基础是商品经济的发展。我国商品经济发展较早，但一直发展缓慢。纵观我国商业发展史，商品经济出现了三次发展高潮：第一次高潮发生在秦汉时期，出现大商人；第二次高潮在唐宋时期，出现南北商派；第三次高潮在明清时期。明清时期商品种类繁杂、数量增多，商人队伍日渐壮大，竞争日益激烈。而封建社会统治者向来推行重本抑末的政策，在“士、农、工、商”的社会阶层排序中，商也是位于末位。对于商人而言，国家没有明文法律对其保护，而民间又对商人有“奸商”的刻板印象。因而，在那样的年代，商人利用他们天然的乡里、宗族关系联系起来，互相支持，和衷共济，成为市场价格的接受者和市场价格的制定者与左右者。商帮在规避内部恶性竞争，增强外部竞争力的同时，在封建体制内利用集体的力量更好地保护自己。

商帮形成的具体时间是在明朝朱元璋推出“食盐开中”政策之后。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管仲是重商主义理论的创始人与实践者，他认为富国的一个前提，一定是富民，即“以民为本”。齐国有丰富的盐铁资源，他提出了“官山海”的主张，即将山上的铁、海中的盐收归官府管理，其中对盐创制了食盐“民产、官收、官运、官销”的一套官营制度。盐是生活必需品，食盐官营从根本上保证了国家稳定盐利，同时，客观上也保证了食盐的正常供给，从总体上看，是利国利民的好事。自管仲实行食盐官营后，对食盐官营多有批评，虽然辩论不休，但官营或专营为历代多效法，其理由在于“为富国之计”。明朝之所以实行“国退民进”的开中制并非政府自愿的，是北部边防压力需要，政府被迫无奈的结果。将盐引给粮商，就等于授予其生财之道，这也为山西、陕西和徽州盐商推动各自区域商帮兴起奠定了基础。开中制开始是纳米换盐，根据边区的实际需要，后来还衍生出了纳麦、纳粟、纳纱、纳豆、纳谷草、纳金、纳银、纳茶、纳绢、纳棉花等方式。

开中制运行一段时间后，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其中官员腐败，统治者故意拖延盐商支盐的时间、收支问题无法解决等，导致开中制失败。到了明朝中期，户部尚书叶琪变法，盐业政策由开中制向折色制转化。政府准许盐商用银两换取盐引，盐商无须再运送军需物品到边境地区，这就是所谓的折色制。政策的转变使得盐商被分为边商与内商，仍在北部边境地区换盐引者叫作边商；在内地纳银换盐引者叫作内商。折色制的实施使内商迅速发展，盐业中心由北部边疆地区转移到两淮、江浙地区，中心在扬州，部分晋商向扬州移民，而后徽州商帮的兴起，成为内商主力军。

明朝初期的开中制实施之后，盐商们就形成了自己的行帮，当时称为“纲”。清雍正时的《长芦盐法志》中记载：“明初，分商之纲领者五，曰浙直之纲，曰宣大之纲，曰泽潞之纲，曰平阳之纲，曰蒲州之纲。”这五个“纲”中除浙直纲外均为山西人，可见当初晋商之光盛。

开中制给官员利用权力牟利创造了机会，官员滥发盐引，以至于盐产量小于盐引。明朝中后期，有 20 万盐引未支盐。为了疏清旧引，政府将持有盐引的商人分为十纲，以圣、德、超、千、古、皇、凤、廓、九、围命名，每年对其中一纲的旧引支盐，其他九纲只支新盐引。此制度即纲盐制，如果叶琪变法让徽商第一次大批到达两淮流域，那么纲盐制则揭开了徽商第二次成批到达两淮的序幕，此时，徽商成为中国的第二大商帮。

粤商靠对外贸易的垄断权成为富甲天下的商帮之一，其形成也是与清朝政府政策有直接关系。清朝政府闭关锁国，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但统治者又想获得海外国家的各种奇珍异宝，就利用商人与洋人打交道，进行交易。1757 年，随着乾隆皇帝仅留粤海关一口对外通商上谕的颁布，清朝的对外贸易便锁定在广州十三行。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 年），广东省政府招了十三家较有实力的商人，指定他们代皇帝接受外商贡品，进行贸易，并代征关税，代为管束洋人。这就是十三行的来源，也是粤商的形成原因。

其他商帮与政府政策也有不同程度的关系，如福建商帮，其以海商为主体，显著的特点是采取了亦盗亦商的武装贸易形式，这也是明朝的海禁政策促成的。又如宁波商帮虽形成于明朝但兴盛在近代，与政府政策没有直接关系，是明朝商品经济发展和政府放松对商业活动压制的产物。总体来看，中国商帮中主要商帮形成和发展与明朝的政府政策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