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西口也称“走口外”，是指山西、陕西等地民众前往长城以外的内蒙古草原垦荒、经商的谋生活动。所谓“口”，原是指明隆庆以后在长城沿线开设的互市关口，后演变成为对蒙贸易的关卡。山西商人习惯称大同以山西省右玉县杀虎口旧堡南门东的张家口为“东口”，称大同右五县杀虎口以西的各口为“西口”。杀虎口距离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比较近，所以在一些人眼里，“走西口”也就等于“去归化”。

历史上的走西口活动主要经历了两次高潮：

其一为康熙年间到乾隆年间（1662—1795 年）；

其二为光绪年间（1875—1908 年）到1936 年。

走西口的人一般是通过杀虎口首先进入和林格尔与清水河，然后到土默特、包头等地，也有部分人到达鄂尔多斯达拉特旗、准格尔、河套平原及大青山以北地区。晋西北和陕北神木、榆林、府谷等地的人则出长城北上进入鄂尔多斯、河套平原等地，也有一些甘肃人自宁夏渡黄河进入鄂尔多斯、河套平原。

一般来说，走西口者主要有三类：

一是无地或有少量贫瘠土地但收成不足以养家糊口的贫苦农民及一部分手工业者，他们是走西口的主体；二是商人；三是躲避兵役和官司的人。

走西口的商人以晋中地区的人为主，按其从商特点可分为四类：

一是行商，肩背车载，周游蒙境，主要从事汉蒙贸易和中俄贸易；

二是坐商，一般是指在城镇开设店铺的商人，其中大部分是从事小本经营的商人，另有部分为大商人；

三是从事多种经营的商人，一般拥有巨资，除在城镇开设商铺外，还开设手工业作坊和账房，有的也从事骡马运输，或开设旅店及仓库等；

四是从事票号钱庄者，清朝中后期随着内蒙古商业贸易的发展，票号、钱庄、当铺等在内蒙古各城镇中普遍兴起，不少晋商在经营金融业的同时，也逐渐渗透到商业和手工业中。明弘治以后出现的“货郎”是走西口晋商的先行者。

当时，他们三五合伙，肩挑背扛，在晋北沿边地区和蒙古草原与蒙古牧民进行易货贸易，被蒙古人称为“丹门庆”（汉语“货郎”），汉人则称他们为“走草地的买卖人”。他们资本并不雄厚，开始时只在归化、张家口一带的商品集散地活动，或合股集资购买或赊买大商号的一些茶叶、烟酒、布帛等蒙古牧民的生活必需品，远赴蒙古大草原各地奔波兜售。

天长日久，聚沙成塔，很多人终成大业。乔家、渠家、常家、曹家等众多晋商巨子都是从辽阔的蒙古大草原上发家的。大盛魁商号就是由山西太谷县肩挑小贩创办的，其前身是杀虎口的小店“吉盛堂”，后因善抓商机而发迹，获利丰厚，声名远播。

走西口的磨炼使晋商人才辈出，兴盛数百年。大盛魁与祁县乔氏“复”字商号等都在走西口商贸中将晋商的经营谋略发挥得淋漓尽致。蒙古牧民喜饮砖茶，大盛魁便自设茶庄加工“三九”砖茶；蒙古牧民需要结实耐穿的斜纹布，大盛魁便大量购进任牧民选购。走西口为山西商人带来了巨额财富。据说大盛魁的财产如果全部铸成50 两重的银元宝，一安挨一键，能从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一直铺到北京。

走西口还打开了一条贯通俄罗斯的新商道。

当时在中俄贸易中，茶叶占主要份额，早在明朝，它就通过山西大同的茶马互市流入蒙古，继而输入俄国。清雍正以后，走西口的晋商开始垄断对俄茶叶贸易。道光十七年至十九年（1837—1839年），每年从对俄贸易重镇恰克图输往俄国的茶叶都达 8 071 880 俄磅，价值 800 万卢布。恰克图最盛时有山西商号 60 余家。规模最大、经营最久的首推榆次常氏开办的大德玉、大升玉等商号。为更好地开展对俄贸易，他们开辟了一条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南起中国福建、两湖，北越长城，横贯蒙古戈壁沙漠抵库伦，再至恰克图，进而深入俄境西伯利亚，又达彼得堡、莫斯科的国际商路。中国茶叶找到了更为广阔的销售市场，从而惠及中外，名扬四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