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谊与商机
1921年6月，哈默取得了童年时就梦寐以求的医学博士学位。从此，人们始终尊称他为博士，尽管他以后从未正式行过医。由于他的实习医生工作要等到1922年1月才能开始，他决定在这段间歇时间里做点有益的事情。因此，哈默决定利用从课业结束到实习开始之间短短半年的间隔，做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即去苏联访问。
哈默的这个想法也是有缘由的，原来，在俄国十月革命后，哈默的父亲作为美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对苏联十分关注，并向被封锁的布尔什维克政权提供过必需品。
但由于一次医疗事故，1920年6月，哈默的父亲受审入狱。这一突然变故，使年轻气盛的哈默决心完成父亲未遂的愿望，到父亲出生的国家，去帮助苏联战胜正在那里蔓延的饥荒和伤寒。
俄国已经凋敝不堪，它所处的困境在1921年的大饥荒时期达到了顶点。因此，连列宁本人也不得不对社会主义理论作出暂时的牺牲，恢复到私有企业的制度上。
于是，哈默花了十几万美元买下一座野战医院以及与之配套的医药用品和医疗器材，还花了1.5万美元买了一辆救护车，在车身侧面刷上“美国赴莫斯科医疗团”字样。
很明显，哈默要把这些作为见面礼物送给苏联人。当时的苏联与大多数西方国家隔绝，因此在许多人看来，哈默此行无异于到月球上去探险。
就这样，23岁的哈默走上了一条将从根本上改变他的生活的道路。这位年轻的百万富翁一路上历尽艰辛，终于在1921年初夏到达苏联。
哈默在到达莫斯科的当天，就想见政府官员，但找不到他们。他感到很诧异，因为他自己一向都很早起床，而这些官员们却几乎整天睡大觉，只有午夜到凌晨四点之间才接见像他这样的为数甚少的来访者。
更为不幸的是由于旅途劳累，哈默病倒了。但他毫无怨言，谢绝特殊优待，与苏联人民一起过着战时凄苦的生活。他每天坚持背诵和学习使用100个俄语单词，以便能很快开始工作。
当时哈默急于动手开展工作，但当时苏联公共卫生委员会国际科却并不积极。当这位热切的年轻美国人去求见时，那位有权给他安排在某一专业领域内开展工作的官员又不在。
一位人民委员邀请他作为政府的客人参加一个综合观察员小组，去乌拉尔视察工业区的情况。这次旅行或许要用一个月的时间。到了那时，哈默想要见的那位官员或许就会回到他的办公室了。哈默接受了这一邀请，并且拿到了这次专列火车的时刻表。
8月初，哈默到达了乌拉尔地区。这里的情况令他大惑不解：一方面蕴藏着巨大的宝藏，物产丰富，白金、宝石、毛皮等贵重物品几乎应有尽有。另一方面饥荒严重，饿殍遍野，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奇缺。
于是，哈默问带队的苏联人：“为什么你们不出口这些东西换口粮食？”
“那不可能，”他们回答，“欧洲刚刚解除对我们的封锁，要卖出这些东西，进口粮食，所需时间太长。而且要使乌拉尔地区的人民免于饥饿，至少需要100万蒲式耳的粮食。”
有人对这位美国人说，要使乌拉尔地区的人支持到下一个收获季节，至少需要一百万蒲式耳的小麦。
听到这里，这时一个大胆的计划在哈默头脑中形成。他联想到当时美国粮食大丰收，粮价已跌到每蒲式耳1美元，便提出建议：“我有100万美元的资金，可以在美国紧急收购100万蒲式耳的小麦，海运到彼得格勒，卸下粮食后，再将价值100万美元的毛皮和其它货物运回美国。”
当地的苏维埃急忙举行了一次会议并签了合同。哈默也给他的哥哥哈里，发了一个电报：要他购买一百万蒲式耳的小麦，装下一班船迅速运到彼得格勒，在那里卸船后，由依卡特灵堡的官员们分配。他在电报中还说，轮船返回时，将满载价值一百万美元的毛皮、皮革和其他货物。
办理这笔交易后，双方都可以拿到一笔“百分之五的小小的佣金”。实际上，哈默当时脑子里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利润。他想的是：成捆干柴一样的尸体堆放在那里，等着被埋到壕沟一样的坟墓里；成千张儿童的面孔贴着专车的车窗乞讨着。
哈默的建议很快传到莫斯科，列宁亲自回电表示认可这笔交易，并请哈默速返莫斯科。
火车抵达莫斯科的当天早晨，哈默就被召到列宁的办公室。他几乎没有时间注意到在他离开的一个月里，莫斯科的情况已经改善了。
原来，在这段时间里，列宁开始推行新经济政策。一度废弃的商店又开张了，店里摆满了食品，甚至有法国葡萄酒和上等的哈瓦那雪茄。新经济政策和列宁的巨大权力，使这些商品源源涌出，振奋了人民的精神。
为使年轻的苏维埃得到休养生息，列宁当时正实行新经济政策，因此对哈默的提议格外重视。哈默到来后，列宁从办公桌边站起来欢迎哈默，并用英语与他亲切交谈。
列宁说，美国和俄国是可以相互补充的。俄国是一个拥有巨大而未开发的财富的落后国家，美国可以在这里找到原材料和机器的销售市场，以后还可以找到机器制造产品的市场。他说，首先，俄国需要美国的技术和方法，需要美国的工程师和教授。
接着，列宁捡起一本《科学的美国人》杂志。列宁飞快地翻动着那杂志，说：“看，这就是你们的人民所作出的成绩。这就是进步的含义：楼房、发明、机器；发展机械设备，解放人类的双手。今天的俄国就像开拓时期的贵国一样。”
当列宁代表苏联政府向哈默表示诚挚的感谢时，这位伟大的革命家竟激动地流下了热泪。从此，哈默与列宁结下了真挚而深厚的友谊。
当时，列宁还鼓励哈默投资办厂，允许他开采西伯利亚地区的石棉矿。这从而使哈默成为布尔什维克苏联第一个取得矿山开采权的外国人。
哈默在1921年10月订购的第一批小麦，当年12月才运到俄国。由于彼得格勒是封冻港，货船只好改道驶往沙皇时代的老军港雷维尔，那里有铁道从爱沙尼直通彼得格勒，这使情况得到了缓和。
不过，换货贸易的时间安排得还不错。直到11月，依卡特灵堡的苏方的毛皮和皮革才运到莫斯科指定的仓库。在检验这些货物时，哈默问一位负责运货去美国的俄国官员道：“为什么你们不运些鱼子酱去呢？我们国家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货了，这会像烤饼那样很快卖光的。”
这位俄国人不大明白“烤饼”的意思，但他还是耸耸肩膀，表示同意。作为促进这种买卖的一种刺激，他搬出了一吨五十磅小桶装的鱼子酱，每小桶内装有十听五磅装的罐头。美苏的易货贸易由此开始。
事业到成功使哈默信心大增，他想：我为什么不回美国一趟，联合机器和其它产品的生产企业，与苏联进行更多的贸易呢他说服的第一个人是亨利·福特。福特汽车早已闻名世界，其创始人亨利·福特不仅是个有名的倔老头，也是个有名的反苏派。
哈默经人介绍与福特见了面，福特不否认在苏联市场上销售自己公司的产品可以赚钱，但是，“我绝不运一只螺丝钉给敌人，除非苏联换了政府”。
福特的态度非常坚决，但是哈默并没有气馁，他说：“您要是等苏联换了政府才去那里做生意，岂不是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丢掉一个大市场吗？”
接着，哈默把自已在苏联的见闻、经商的经历以及列宁如何对自己开绿灯的事，一五一十地讲给福特听，哈默说：“我们是商人，只管做我们的生意，而生意就是生意。”
福特对哈默的话渐渐产生了兴趣，留哈默共进午餐。餐后，福特又陪哈默去参观自己的机械化农场，两人谈得非常投机。后来，福特请哈默为他的产品在俄国当独家经销人。由于获得了福特的支持，美国的其他公司也争先恐后地赶哈默的浪头。在相当短时间的订货活动中，哈默一举成为美国橡胶公司、阿里斯—查尔摩斯公司、全国设备供应公司、英格索尔—兰德公司、美国机床制造厂、美国机械公司、安德伍德打字机公司、派克制笔公司以及其他类似规模的多家企业在苏联的独家经销人。
生意上的成功并没有使哈默大脑热起来，他时刻在考虑着各种危机。早在1923年春天，哈默就已有足够的先见之明了。他认识到，俄国人出于自豪感和经济上的需要，不久将会着眼于国内建设，而不依赖从国外的进口。
于是，哈默未雨绸缪，先安排他父亲去见福特，建议这位汽车业巨头考虑在俄国建厂。工厂可由俄国工人操作，由福特派去的工头和专家来管理。
福特全神贯注地听取了老哈默的建议，并答应对此予以考虑，甚至还想把一座完整的工厂装船运往俄国。福特经过深思熟虑，同意签订一个与俄国人在伏尔加河上尼兹涅新城，合作建立一家汽车—卡车联合企业。
与此同时，福特保证该厂每年至少生产7万辆汽车。后来，其年产量竟达到10万辆。一向不相信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老福特对这笔交易也表示满意了。一批装运的50台福特森牌拖拉机约于1922年春天运达诺伏罗西斯克。
在与俄国生意不断取得辉煌成就时，哈默被他的大恩人列宁病情严重的消息震惊了。哈默从列宁的主治医生、德国脑科专家奥特弗利德·浮斯特教授那里获悉列宁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
后来，列宁终于在1924年1月16日与世长辞了。这给哈默带来了很大震动。在斯大林为巩固他的权力而奋斗时，哈默的事业在这块土地上，继续兴旺发达起来了。
随着苏联政局的发展，在和苏联做生意时，哈默遇到了一些麻烦。在当时当地情况下，如果不是为了单纯的碰运气的话，哈默本想结束他所经营的业务，甚至不想在苏俄发展，而打算回家了。
然而，就在哈默考虑他是否能够、或者是否有必要继续留在俄国，与其落后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时候，他顺便走进了一家文具商店，想买一支铅笔。
售货员给他拿了一支德国制铅笔。在美国，同样的铅笔只值两三美分。而这支德国铅笔却要价50戈比，相当于26美分。当时，哈默灵机一动，他发现制造铅笔是一项新的有利可图的事业。
于是，哈默回去见克拉辛。他问这位人民委员道：“您的政府是不是已经制定了要求每个俄国公民都得学会读书和写字？”
“当然，我们认为这是我们的基本任务之一。”克拉辛明确地回答道。
哈默立即说：“假如是这样的话，我想要获得一张生产铅笔的执照。”
事情办成了，虽然哈默本人并不懂得怎样制造铅笔，但他懂得如何使用懂行的人。他以高薪从德国和英国聘来技术人员兴办铅笔厂，用美国的计件工资制度来管理生产，结果短短七八个月，就奇迹般地投入生产，第一年就达到了250万美元的产值。
几年后，哈默不仅满足了苏联铅笔、钢笔市场的需要，而且他还把20%的产品出口到英国等十几个国家。这家工厂很快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铅笔厂之一，这也给哈默也带来了几百万美元的收入。
哈默在莫斯科度过了将近10年，苏联成了这位亿万富翁的发迹地，同时他也用自己的努力支持了年轻的苏维埃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