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学派中的主要流派

由于学者们研究的对象课题、分析问题的角度和方法的差异，批判学派中也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流派。

（1）政治经济学派。又称“政治经济传播媒介理论学派”。该派着重分析西方垄断传播体制的经济结构和市场经济运行过程。其代表是英国累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中心的G.默多克和P.格尔丁等。该学派依据马克思关于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的观点，从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出发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大众传媒支配与控制的现状。70年代以后，默多克等人撰写了大量论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传播与阶级关系、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及其结构进行了尖锐的剖析。

（2）“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也称伯明翰学派，该派着重研究大众传播在社会及文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该学派创始人是G.马尔库塞（H.Marcuse）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经过S.霍尔（S.Hall）、D.莫利（D.Morley）等人的发展,形成了“文化研究”学派。该学派继承了格拉姆西、阿尔都塞等新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反对简单的“经济基础还原”论，其思想是,大众传播通过新闻、娱乐和商业信息的选择、加工和结构化活动,时时刻刻在为社会事物赋予各种“意义”,但是“赋予的意义”并不是中立的,而是有着利益和意识形态的驱动。

阿尔都塞关于大众传媒是从事“合意”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国家意识形态装置”的观点，对“文化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根据阿尔诸塞的观点，一个国家要维持其统治秩序，必须要有维持、形成和创造社会“合意”的机制或“装置”。过去，这种装置主要是由学校、家庭和教会来充任的，在现代社会其重心则移向了大众传媒。

霍尔等“文化研究”学者认为，大众传媒之所以能够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装置”从事“合意”的生产与再生产，是因为它有一种“赋予意义”（signification）的独特功能。大众传媒通过新闻和信息的选择、加工、结构化等活动，每日每时地都在为社会事物赋予这样那样的“意义”，但“赋予意义”活动并不是客观中立的，其背后有着利益和意识形态的驱动。资本主义媒介的一种突出倾向，就是把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作为似乎得到广泛社会“合意”的普遍利益加以提示。

“文化研究”学者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文本分析（text analysis）和受众调查两种，前者主要是为了揭示大众传媒为占统治地位的利益和意识形态服务的倾向，后者则是为了考察受众符号解读的多样性。7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成了批判学派中最有影响的一个流派。

（3）意识形态“霸权”理论。该派着力研究意识形态本身，研究意识形态的表达方式。“霸权”一词，原指国家的霸权或政治运动的主导权，由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A．格拉姆西在《狱中笔记》中最早作为社会分析的一个主概念加以使用。格拉姆西把现代国家的形成看作是作为“强制装置”的政治社会和作为“霸权装置”的市民社会的融合，认为市民社会主要是通过“合意”或“同意”的组织化过程而维持统治的社会，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它将吸收政治社会而形成新型的国家。

批判学派的学者继承了格拉姆西的这个观点，把“霸权”看作是支配阶级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为维护自身利益而行使社会主导权和文化主导权的能力，而实现“霸权”的手段不是通过直接的高压政策，而是通过决定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方向，使被支配阶级对现有权力结构和社会关系产生认同或从属意识。换句话说，批判学者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支配阶级不再主要依靠国家、军队、法院等“强制装置”，而主要是通过意识形态“霸权装置”来维护自身利益。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大众传播制度就是重要的意识形态“霸权装置”之一，大众传媒通过日常的新闻报道、宣传和广告活动，把支配阶级的特殊利益描述为社会的“普遍利益”，其目的是操作形成“同意”或“社会合意”，但这归根到底只不过是一种“虚假的合意”，因为它掩盖了阶级支配的实质。一些批判学者认为，资本主义大众传媒的一种明显的倾向，就是把支配阶级的意识形态“自然化”，把它表现为“正常的”、“人性的”产物，而把对立的政治和社会意识描述为“怪僻的”、“无意义的”或“不可想象的”东西。

（4）哈伯马斯的批判理论。该派主要观点集中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商业化体制下文化工业及大众文化的批评上。主要代表J．哈伯马斯是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旗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哈伯马斯在批判地继承阿多诺、霍克海默等第一代学者观点的基础上，针对后期资本主义的社会状况的变化，试图建构一种新的社会理论。他在1962年、1968年、1971年先后出版了《公共性的结构转换》、《传播行为理论》和《知识和人类兴趣》。在这三部著作中，哈伯马斯提出通过改善“传播的合理性”来实现社会变革的观点。他认为，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追求的是一种“工具合理性”，这一合理化过程不仅带来了对自然的支配和操作能力的扩大，而且也强化了社会的支配结构和支配关系。

哈伯马斯反对导致人的异化的片面追求“工具合理性”的立场，提倡“综合的合理性”，即主张通过扩展“没有支配和强制的传播关系”来改革社会，建立基于“理性合意”的新型社会关系。哈伯马斯主要以社会哲学和语言哲学的方法来探索传播与社会变革问题，其中包含着对现行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和批判，但也有不少学者指出，他的传播观中带有明显的“普遍主义”和“伦理主义”的色彩。他认为大众传播属于“公共领域”,要以“传播的合理性”来取代“工具合理性”。主张建立没有“支配和强制”的传播关系的社会,反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人的异化的现实存在。他指出,批判学派的作用在于揭露导致意识形态霸权的社会结构和过程,只有当人们真正思考自己的存在时,才有可能实现人的解放。

（5）女权主义批判理论。最具批判学派思潮特色的是女权主义理论。该理论由“自由女权主义者”、“激进女权主义者”、“立场女权主义者”和“后现代女权主义者”的学说构成。主要代表有J.马绍（J.Marshall）、P.巴泽乃尔（P.Buzzanell）和D.蒙比（D.Mumby）、R.克莱尔（R.Clair）等人。该流派认为,传统形式的组织天然就是“父权制”,女性有自己独特的观察世界和通过互动创造意义的独特方式。他们强调突出女性地位,提倡合作的价值、综合性思维和相互联系。克莱尔通过对“性骚扰”的研究,揭示出了组织文化赋予官僚人员特权,而把其他人（性骚扰的受害者）边缘化的规律性认识。在批判学派理论家这里,他们运用的研究方法是“意识形态批判方法”（Ideologyritique）,采用的是“解构”（Deconstruction）技巧,来分析传播现象及其社会政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