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休谟对重商主义的批判

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货币数量论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12岁入爱丁堡大学,15岁离校学法律,1734年赴法国学习。约在1750年与亚当·斯密结识,并结成密友。1763年在英国驻法大使馆任秘书,后任参赞,同巴黎思想界名流如魁奈等人来往密切。1766年回伦敦,不久,任副国务大臣。他的经济学著作主要有1752年著的《政治讲义》( Political Discourses )等。休谟生活的时代正值英国工业革命的前夜,资本主义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而政府所采取的重商主义经济干预政策阻碍了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休谟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对重商主义给予了猛烈抨击。休谟批判重商主义最有力的武器是货币数量论。休谟的主要观点是:

(一)货币并不等同于财富

货币不过是便于交换的一种手段,本身并没有价值。财富来自劳动和生产,货币只不过是财富的一种标志,而不是财富本身,一国真正的财富是刻苦耐劳的人民和劳动产品的储备。休谟论证说,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君主拥有臣民,他就是强大的;而臣民,只要拥有大量的商品,就是富裕和幸福的,而这些都与贵金属的多寡无关。

(二)货币只是决定商品价格的手段

商品的价格由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决定,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增加必然引起商品价格成比例增加。一国的商品价格水平取决于其货币的数量,当商品量一定的情况下,货币数量少商品价格低;货币数量多商品价格高。他还描述了由于美洲金银矿的发现,金属货币数量的增加,金银货币的贬值而引起的商品价格上涨的现象。因此他认为,按照重商主义者的学说追求贸易顺差,吸引货币的流入,除了提高商品价格外,没有别的好处。

(三)各国之间的贸易存在自动趋于平衡的机制

休谟运用货币数量论中的“价格—铸币流动机制”(Price-specie Flow Mechanism),来说明追求贸易顺差不仅愚笨,而且终必失败。休谟认为,一国的出口如果大于进口,其结果会引起黄金的内流,并自动地促成国内货币供给的增加;货币供给增加以后,物价就会上涨。另外,金银外流的国家必然会引起货币供给的减少,从而导致物价的下降。这样,贸易顺差的国家的国内物价上涨和贸易逆差国家的国内物价下降的结果,必将导致顺差国家出口的减少和逆差国家出口的增加,从而自动矫正了原来的不平衡。据此,休谟得出结论:在金银可以自由流动而国内的物价也有充分弹性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如果刻意追求长期的贸易顺差,最终必定归于失败,重商主义本身从一开始就包含着毁灭的种子。因此,各国应当顺其自然,放弃国家干预,实行自由贸易。

休谟的学说中虽然没有完全科学阐述商品价格与其价值的关系,但其运用货币数量理论批驳重商主义的国际贸易说是较为有力的,对其他经济学家特别是亚当·斯密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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