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还有一些学者从其他角度提出了另一些观点。例如，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特别强调了大众传播的下述三种功能：

第一，社会地位赋予功能。任何一种问题、意见、商品乃至人物、组织或社会活动，只要得到大众传媒的广泛报道，都会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获得很高的知名度和社会地位。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认为，这种地位赋予功能，会给大众传媒支持的事物带来一种正统化的效果。

第二，社会规范强制功能。大众传媒通过将偏离社会规范和公共道德的行为公诸于世，能够唤起普遍的社会谴责，将违反者置于强大的社会压力之下，从而起到强制遵守社会规范的作用。拉氏和默顿指出，大众传播的这项功能主要来自它的公开性。他们认为，在通常情况下，即使人们对违反规范的行为有所知晓，也不会发生有组织的社会制裁行动。但当大众传媒将问题公开化以后就不同了，一般公众就会感受到维护社会规范的“制度性压力”，会积极加入到舆论制裁的行列中去。

第三，作为负面功能的“麻醉作用”，拉氏和默顿认为，现代大众传播具有明显的负面功能。它将现代人淹没在表层信息和通俗娱乐之中，人们每天在接触媒介上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降低了积极参与社会实践的热情。他们在读、在听、在看、在思考，但是，他们却把这些活动当作行动的代替物。他们有知识、有兴趣，也有关于今后的各种打算，但是，当他们吃完晚饭、听完广播、读完晚报以后，也到睡觉的时间了。拉氏和默顿把这种现象称为大众传播的“麻醉作用”，认为过度沉溺于媒介提供的表层信息和通俗娱乐中，就会不知不觉地失去社会行动力，而满足于“被动的知识积累”。

大众传播作为现代社会中具有普遍影响的社会信息系统，其功能是复杂的和多方面的，任何一种分类都不可能概括它的功能。大众传播既有积极的社会功能，也有消极的、负面的社会功能。传播学研究的任务，正在于找到正确发挥大众传播积极功能的机制和规律，而最大限度地防止其消极功能可能对社会造成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