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海中历经浮沉的稻盛和夫，即使在最忙碌的时刻，也没有忘记心灵的追求。他一直在潜心研究哲学与宗教，始终都在追问一个终极问题：“作为人，何谓正确？”“稻盛哲学”的根本就是——“敬天爱人，自利利他”，这不仅是他的人生哲学，也是他经营哲学的根本。
“敬天爱人”也是京都陶瓷公司的经营座右铭，来自于19世纪日本“明治维新”的领袖西乡隆盛。西乡隆盛是中国哲学家王阳明的忠实信徒，所谓“敬天”，即遵从事物自然的发展规律，不逆天而行；而“爱人”，便是由人的本性出发，自然为人。
而“自利利他”，即“自利则生，利他则久”，就是人须利己，但只有同时具备利他之心，才能真正幸福。自己获利的同时，也要造福他人。无论京都陶瓷还是KDDI，都属于行业内利润率高，但绝不刻意抬高价格或是采取恶性竞争手段的公司，经商道德有口皆碑。
在实际经营中，稻盛和夫始终谦卑、谨慎，遵循“为商必先为人”的准则。这并非他随口一说。在数次金融危机中，他坚持不开除包括钟点工在内的任何一名员工，因为“公司永远都是保障员工生活的地方”。在日常经营过程中，他提倡稳健经营，公司永远保留大量现金，以应付不时之需。
IBM（中国）全球企业咨询部运营战略首席顾问白立新先生认为，自利利他本是商业的起点。初期的资本主义旗手是虔诚的新教徒。根据马克斯·韦伯的观点，新教的宗旨是贯彻基督教所倡导的“博爱”，须遵守严格的伦理规范，并且将经济活动中获取的利益用于社会的发展。“奉献于社会，奉献于人类”的利他精神曾经是初期资本主义的伦理规范，也推动了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
在市场经济初期，当商业的时空范围都比较小，即“空间可见、时间可限”的情况下，利他即自利，两者的矛盾并不突出。
亲缘利他是基于亲缘关系或者小范围的协作关系，比如原料供应商与生产厂之间，可以彼此牺牲一些短期利益，以维持长期的关系。
互惠利他是指当市场体系基本成形之后，各个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合作越来越频繁，在“空间可见、时间可限”的情况下，一方可以为另一方的利益牺牲自己的暂时利益，以期得到对方更多的回报，同时这种利他的行为，也简化了彼此的沟通程序。
纯粹利他是指在共同的宗教精神指导下，从业的商人相信，今天的利他善举可以在未来的天堂得到回报。此时，任何损人利己的行为都会受到抵制和鄙视，因而在一个彼此了解的范围内，形成一个利他的氛围。
最初，人们在自利利他的原则指导下发展起了工商业，社会得到快速发展，人们也掌握了商业这一新工具。有伟人说过，资本主义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所有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
当人们的活动远远超过“空间可见、时间可限”的时空局限时，利他的回报越来越不可靠，利己的收益则近在眼前。比如湖北的一家化工企业花1 000万元建立了污水处理装置，以避免对长江水质的污染，可是它很难从这一善举中快速得到好处。反过来，如果它省下了这1 000万元的污水处理费用，即便其污水殃及了鱼群，其后果也是在多年之后、几千公里以外的长江下游才能展现出来。
随着商业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原有的“自利利他”价值观逐渐被削弱了。但是，我们也面临着全新的机遇。
1983年，日本京都的企业家们为了能系统研究学习“稻盛哲学”，自发成立了“盛友墅”，后易名为“盛和墅”，稻盛和夫在此与他们讨论“稻盛哲学”。如今，“盛和墅”已拥有60余间分墅，除了日本本土，美国、巴西、中国等地，也都有了“盛和墅”的身影。在“盛和墅”中学习过的企业家，接近6 000人次。
阿里巴巴公司董事局主席马云，也曾亲自飞赴东京，向稻盛和夫请教“稻盛哲学”，日后他总结，“和稻盛，我必须要和他在哲学层面、人的层面、道的层面上交流”。稻盛和夫的《活法》《人为什么活着》《干法》等阐述自己哲学与具体事例的书，也在中国书店里持续热销。
如果稻盛和夫只扮演了一个“高级成功学讲师”和“畅销书作者”的角色，他也绝不会受到各路名流如是追捧。他为世人尊崇，在于他拿得起又放得下的超脱。
1997年，在京都陶瓷与KDDI都如日中天之时，稻盛和夫在日本京都圆福寺剃度出家，仅担任京都陶瓷与KDDI两家公司的名誉总裁。在寺庙中，他与其他僧侣的待遇一般无二，都身穿麻衣、脚着草鞋，平常甚至还需出外化缘。身家以百亿日元计数的稻盛和夫，会为老妇人施舍的100日元而感动。
稻盛和夫的经营哲学在道与术的权衡中，似乎更倾向于前者。他认为人必须努力工作、反省自身、保持谦虚、多行善举，但其经营哲学有一个终极的归宿，即利他主义。稻盛和夫认为必须以关爱之心、利他之心经营企业，动机至善、私心了无。他在其著作《活法》中说，在经营的过程中间，如果经营者的理念是利他的——所谓利他，即不是从自己的个人私利出发来经营这个企业——这个企业可以取得很大的成就。
这看上去违背了经济学的基本规律，至少不符合大多数企业家对经营行为的理解。稻盛和夫自己也说：“在弱肉强食的商业世界里，我整天把利他、爱、为人着想之类的话挂在嘴边，不免有人质疑我老是把话说得那么漂亮，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目的。”
追求利益是经营事业与人类活动的原动力，因此，有获取利益的“欲望”其实无可厚非。只是，不能让这个欲望局限在利己的范围内，必须把对方的利益也考虑在内，以这种“大的欲望”为出发点去谋取公益。这样的利他精神最终也会为自己带来好处，而且利益范围还会比原先更为扩大。
稻盛和夫以自己创办DDI电信（即现在的KDDI）的实践来说明这个听上去很抽象的观点。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通信领域的商机一直是由国营公司日本电信公社独占的。后来，政府进行市场化改革，民营公司得以进入。但由于当时市场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头NTT，一旦进入市场，必须和长期享有独占地位的巨人共同竞争。其他企业的参与热情因此受到打击，政府借民营化改革降低资费的愿望眼看要成为泡影。
“既然如此，不如由我来做吧！”这个念头在稻盛和夫脑中一闪而过，做陶瓷化工的京都陶瓷决定进军电信市场。与NTT竞争无疑是一场蚂蚁对抗巨象、实力悬殊的战役，更何况对来自不同行业的京都陶瓷而言，那根本是个未知的领域。然而，从零开始的逆境并没有形成阻碍，DDI打从开始营业，业绩就一直在所有新进业者中居于领先地位。最终DDI经过一系列并购后成为与NTT分庭抗礼的日本第二大电信公司，并进入世界500强。
当时不断有人问起成功的原因，稻盛和夫的回答总是：那只能归功于一个为国民尽力、毫无私心的动机。稻盛和夫认为：“利他的德行，会形成一种跨越困难、带来成功的强大原动力。这是我参与通信事业过程中所得到的亲身体验。”
在理解稻盛和夫的利他主义时，参加报告会的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认为，利他主义一旦上升为一种企业价值，而非仅仅是一种工具时，企业的竞争力就会发生很大变化，导致竞争力的逻辑也会发生很大变化。
面对2008年爆发的这场空前的金融危机，稻盛和夫认为，导致危机的不是经营手法、管理手段的问题，而是经营哲学的问题。也就是，人类应该何去何从，资本主义应该如何发展，企业经营应该遵循怎样的原则，经营者应该怎样修炼自己的灵魂。
如果多数企业家能够认识到自利利他的价值，并借此构筑利他竞争力，商界会多一些和谐，世界将会因此而改变。也许这样的观点对于中国大多数企业家来说，并不容易消化。30年来残酷的市场竞争已经使他们中的大多数变得无比现实，大多数经营者充其量也只能达到“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境界——如果不是完全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的话。稻盛和夫认为利他主义其实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伦理规范，也正是它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而现在经济领域出现的诸多问题，正与利他主义这种资本主义传统被人们逐渐遗弃有关。他用自己创办京都陶瓷和KDDI的经历证明，利他主义可以在商业社会获得成功，并且是真正的长久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