邸报虽然没有自己采写的新闻，但邸报在客观上起了沟通信息的作用，阅邸报者从邸报的各类内容中获取各种必要信息。皇帝的圣谕一般包括重要官员的升黜、任免、褒贬，对重大问题的决策、指示，阅读者可从中了解官场的变迁、宫廷的动态。大臣的奏折一般是就全国重大问题向皇帝提出建议、要求，在奏折中报告有关情况，提出自己的见解，阅读者可从中了解全国政治、军事、经济、民生等情况。各地方的奏折一般报告本地方的情况，向朝廷提出要求，阅读者可从中了解各地情况。阅读者了解这些情况，特别是了解与自己密切相关的情况，绝不是为了向皇帝表忠心、守臣纲、颂皇恩之用，而是为了及时采取对策。这可以从古典小说、文献中得到佐证。《红楼梦》第四回写薛蟠为霸占英莲打死张三，通过贾政等人活动，薛蟠得以逍遥法外，到第九十九回“守官箴恶奴同破例，阅邸报老舅自担惊”，写到贾政任江西粮道衙门主管：
一日，在公馆闲座，见桌上堆着一堆字纸。贾政一一看去，见刑部一本：“为报明事，会看得金陵籍行商薛蟠……”贾政便吃惊道：“了不得！已经提本了！”随用心看下去，是“薛蟠殴伤张三身死，串嘱尸证捏供误杀一案”。贾政一拍桌道：“完了！”
刑部的奏本说，薛蟠不像县里所判的是过失误杀，而是故意杀人，要将薛蟠收监抵命。但邸报上所刊刑部的奏本写到“承审不实之府州县，应请……”就没有了，贾政翻遍所有邸报，都不见下文。贾政惊慌得很，因为薛蟠不仅是贾政的外甥，而且主要由于薛打死人后，“贾政因薛姨妈之托，曾托过知县；若请旨革审起来，牵连着自己，好不放心”。到了后来，贾政实在放心不下，“心想薛蟠的事到底有什么挂碍，在外头信息不早，难以打点，故回到本任所来便打发家人进京打听”。很清楚，贾政作为一名地方官阅读邸报，从中获得必要的信息，一旦涉及自己的切身利害，就采取应急措施———摸清情况、通路子。
《金瓶梅》有一段故事同《红楼梦》有异曲同工之妙。第十七回写到，兵科给事中宇文虚参奏蔡京、杨戬等人媚外祸国，罪当问斩。宋征宗震怒，除蔡京留任，余皆革职问罪。杨戬是西门庆的亲戚，听到风声，由其女婿陈经济护送，把几箱金银细软转移到西门庆家。西门庆一看，吓慌了。
西门庆叫了吴主管来，与他五两银子，教他连夜往县中承行房里，抄录一张东京行下来的文书邸报来看。
抄一份邸报花五两银子，西门庆为了获取信息，真是不惜工本，因为这桩案件涉及他的身家性命。
《红楼梦》、《金瓶梅》是小说，不一定实有其事。但在两位作者的心目中，他们把邸报看作官吏获取信息的工具。正因为邸报中“升沉得丧，毁誉公私，人情世态，畔援歆羡，种种毕具” ，可以获得许多重要信息。宋以后，邸报逐渐为官吏们每天必读的功课。
阅读者把邸报看作获取信息的工具，那么封建王朝的最高当局为什么准许发行邸报或容许邸报的存在呢？是不是单纯为了向臣民灌输忠君思想、宣传封建纲常、对劳动人民实行阶级压迫的需要？这应该作具体分析。
毫无疑问，封建王朝的最高当局通过在邸报上发布许多任免奖罚官吏的圣旨来“勉天下之为吏者”，恩威并施，驱使各级官吏为君主效忠；通过邸报上刊登的歌颂皇恩浩荡的大臣奏折，宣传君臣之道；通过邸报发布各种法令，使全国悉从君令；通过邸报来选登一些对封建王朝有利的材料，封锁一些消息。这就是邸报所起的宣传作用。这一点在宋朝表现得极为明显。宋改唐制，把邸报的编纂权、发布权收归中央，其目的是“使朝廷命令，可得而闻，不可得而测；可得而信，不可得而诈；则国体尊而民听一” 。“听一”就是听从皇帝一人。巩固君权，维护封建纲常，这是维护封建的中央集权所必需的。
封建王朝作为庞大的国家机器，要使它协调一致地运转起来，这不但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而且还得提供一定的情况。光有思想，没有情况，各级官吏无法开展工作。这就使邸报多多少少总得透露有关信息。明末农民起义，尽管皇帝一再命令缓发、扣发有关农民起义军的胜利消息，但崇祯皇帝既然要各地协力剿匪，要各地勤王，不透露一些真实情况叫谁来卖命？像罗汝才部农民军在1634年从湖北攻入四川这种消息，对封建王朝显然不利，但不得不刊登。
因此，封建王朝最高当局准许发行邸报的意图，除了宣传忠君、封建纲常之外，还有通信息一项。但是宣传也好，通信息也好，都是为了协调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维护封建王朝的中央集权制。邸报和被统治阶级并不发生直接的关系，因为它最大的发行范围仅仅是官吏以及“官吏预备队”———读书人，被统治阶级的主体农民以及手工业者基本上不识字、不要看，也看不到。
到近代中文报纸问世以后，邸报沟通信息的作用日益缩小。清朝晚期《京报》上的部分内容已为报纸上的新闻所取代，部分被报纸（像《申报》、《万国公报》、《新闻报》等）所摘录，或作为报纸的附录，成为报纸内容的一部分。因为当时清廷不允许记者采访有关中央新闻，报纸只好摘登《京报》上的材料作为新闻代用品，让读者间接了解中央的动态。到清末，《京报》消亡，代以清政府发行的《政治公报》（后改为《内阁公报》），专发皇帝的谕旨、政府的文件、大臣的奏章，它正式成为清政府的机关刊物，不像《京报》那样，政府不负责任。到了现代，演化为《国务院公报》，刊登政府的各种文件。因此，邸报并非近代报纸的始祖，而是政府公报的始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