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报》和《新闻报》的龙虎斗，告诉我们什么道理？

《申报》和《新闻报》，是旧上海影响最大的两家报纸。《申报》创刊于1872年，《新闻报分创刊于1893年，比《申报》资历短21年。但《新闻报》不甘示弱，一问世就与《申报》展开激烈角逐，欲后来居上。

特别是1899年汪汉溪出任《新闻报》总经理后，更是雄心勃勃，大有在上海报界独占鳌头之势，于是两报之争愈演愈烈。

《申报》重视军政要闻的评述，深得政界垂青；《新闻报》则标新立异，专事报道商贾行情，赢得商界声望。《申报》建造新馆舍以增排场气派，购进新式印报机以提高印刷质量，加快出报速度；《新闻报》则自设外电收报房，选用上等纸张印报，以加速新闻时效，美化报纸形象。

《申报》为多栏广告发行《星期增刊》，奉送《宣传新闻》；《新闻报》为吸引客户，则赠阅《本埠新闻》，小说中夹登广告。同时，两家报纸还争登一些光怪陆离、乃至夹杂色情的广告，以招徕客户。为了争抢读者和利润，两家报纸花样迭出，明争暗斗，好不热闹。当时两家报纸凡提及报名时，《申报》必称“申新两报”，而《新闻报》则定日：“新申两报”，谁都想做“龙头老大”，这种顺序成了两报的金科玉律，几十年无一例外。

经过一番较量，至1929年，《新闻报》日销15万份，打破了《申报》日销14万份的最高纪录，在发行量上渐占上风。这可急坏了《申报》主人史量才。史量才常想，如能将《新闻报》纳人自己控制之下，则可在上海乃至全国成立报界“托拉斯”，那时自己才算得上是中国报界的“龙头老大”。如今《新闻报》发行量跃居《申报》之上，使得史量才如芒刺背，兼并《新闻报》的决心日坚。不久，史量才终于找到了好机会。

同年7月，《新闻报》老板福开森所依赖的北洋政府早被国民政府所取代。老谋深算的福开森，鉴于国民党的新闻政策，认为外人在华办报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打算把手中持有的股票全部抛出，拎着现款打道回府。当时《新闻报》号称股份有限公司，共2000股，每股定额10元，福开森持有1300股，充其量不过13000元。华籍董事700股，其中汪汉溪父子也有不足1/5的股权。汪汉溪死后，股权归其子汪伯奇、汪仲韦。

福开森作此打算，按理应当先与汪氏兄弟及华籍董事提出股权移让的问题，但此时“北四行”代理人暗中与福开森联系，愿以20万元的高价成交。福开森见有利可图，便瞒着汪氏兄弟和全馆人员，与“北四行”达成协议。据说，在股权移转的过程中，还有一幕“戏中戏”，连福开森本人都被蒙在鼓里。原来，北四行不过是出面人，实际承受这些股权者，乃是《申报》老板史量才。史好不容易碰到福开森逃避资金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便采取“移花接木”的手段，把福开森在《新闻报》65％的股票吸收过来。为了避免引起反对，史暂时隐身幕后，要等木已成舟，才正式出场。

一天，福开森突然不到报馆来了。有一个自称为新股东全权代表的董显光，意气昂扬地走进来，占领了福开森所居的监督室，并发号施令，凡百元以上的支票须由出纳课呈送他本人核准签字后，方能生效。直到这时，全馆人员方知《新闻报》易主，无不为之骇然。于是，《新闻报》全体人员在汪氏兄弟的带领下，爆发了一场抵制史量才并吞《新闻报》运动，报馆各层楼贴满了“反对报界托拉斯”的标语，一时颇有声势，连沪上闻人虞洽卿等人也来调停。

史量才起初对《新闻报》的反弹置之不理，可是有一天《申报》总主笔陈冷血对史说：“你这样坚持下去，恐怕要两败俱伤，危及根本。”原来，政府当局早想包办舆论，巴不得申、新两报斗得精疲力竭，好趁机劫收。

史听陈言，如梦方醒，慌忙退兵。他宣称退出300股，使之拥有的《新闻报》股票不超过50％，今后也不干涉《新闻报》的经营方针和内部事务，报馆一切事务仍由汪氏兄弟全权负责。至此，史量才收买《新闻报》的风波，才渐告平息。事后，史信守诺言，直至遇刺身亡，连《新闻报》的大门都不曾踏进一步。两报依旧对垒如初。

哲理启示

商人，要有见好就收的头脑。否则，将有赔了夫人又折兵之忧。这则掌故同时告诉我们，不要奢求自己永远站在商业之巅。而且，据史载，史量才是连蒋介石都不买账的人，最终被害。可见一个人孤芳自赏，恃才傲物，不能够很好地协调利用好身边的人际关系，那么你就注定会是个失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