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个故事，深刻地反映了生活中的人质困境。

旅行社的中巴将于下午一点返回，可是临发车时，却发现还有三个人没到。一车人等到下午两点半，三个人优哉游哉地回来了。

大家松了一口气，司机发动了车准备出发。不料那三人转身钻进了路边的一个小饭馆。车上的人愤怒了：“素质太差！”“快开车吧，太晚了不安全！”可是愤怒了半天，只有一个女人独自下车前往交涉。那女人进了饭馆，言辞激烈地劝阻他们点菜，可是迟归者冷冷地反驳道：“大家都没说什么，你一个人就代表大家了？”

那女人满脸通红地回到中巴上搬救兵，可是其他人只是在车内嚷嚷一通，算作一种远距离的声讨。下午三点钟，三个迟归者吃完饭上车，中巴启动了。那女人突然出人意料地提议，让迟归者向大家道歉。

可是其他游客鸦雀无声，过了半天才有人小声说：“得了，出门在外，都不容易。”一些人马上随声附和。那女人冷笑着自言自语：“听说当年一个劫匪能控制一车人，原来我不信，现在算是信了。”

把三个缺德的游客与劫匪相比，看上去有些小题大做，但实际上这里面的机制是一样的，因为二者所赖以成功的，都是人质困境。只不过后者的威胁是明显的暴力，而前者则是人情社会中的面子和息事宁人的心理。

人质困境在生活中虽然十分普遍，但其实是可以克服的，我们会在下面探讨一下怎样才能破解这个困局。

1945年，德国牧师马丁·尼莫勒说：

刚开始时，纳粹镇压共产主义者，我没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然后，他们开始迫害犹太人，我也没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接着纳粹把矛头指向商业工会，我还是没说话，因为我不属于商业工会。当他们迫害天主教徒时，我仍然没说话，因为我是个新教教徒。后来他们开始镇压新教教徒……可那个时候，我周围的人已经被迫害得一个不剩，没有人能为新教教徒说话了。

面对邪恶却明哲保身的人，最后也会成为受害者。

希特勒是怎样一步步控制了包括“共产主义者、犹太人、商业工会、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这样一个数目不断增大的人群的？整个德国的人民为什么会在这样一个劫持国家机器的人面前无计可施、束手就擒呢？

不仅是在纳粹德国，在很多极权社会中，人们都面临类似的问题。

正如上文所言，仅仅用道德的呼唤来让人们挺身而出与邪恶做斗争，是不现实的，而且，要任何一个人在人质困境中首先采取行动并独自承担被报复的后果，也是不公平的。有没有这样一个平台，能把斗争的代价和风险降到最低，并将人们从人质困境中解救出来？

人质困境之中，任何人都必然考虑到，报警（作为一种反抗形式）时可能遭到犯罪分子的报复。那么相应的对策，也就应该从减轻报警者可能遭到的报复和提高报警的回报两方面着手。非语音报警能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报警者摆脱被报复的险境，比如短信报警和网络平台报警等方式。

2017年7月19日，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推出“滴滴报警”，这一基于微信公众号开发的警务系统，分为普通用户端和警用端。市民通过用户端发布警情后，系统向附近警力“派单”，民警随机“抢单”后接警。一次出警完成后，用户可实时评价。据警方称，“滴滴报警”是传统报警机制之外的一种补充，对依据辖区而非位置的派警方式进行优化。

这种方式虽然没有直接打报警电话省时省力，也不算十分快捷高效，但它的最大优点在于其隐秘性，使人们能在不惊动他人的情况下报警，因此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和犯罪分子直接冲突。

我们再来看德国纳粹的例子，似乎可以有一个相对比较乐观的假设。如果互联网早出现七八十年，也许可以为反对希特勒的德国人提供一个风险较小的沟通平台，能够把自己从极权的劫持中拯救出来吧？

不过，人质困境带来的也并不完全是悲剧。

我们假定一群女孩的衣着容貌差别不大。有一天，一个女孩开始化妆，比如她涂了红指甲，这个女孩马上引起大家的注意，大家都会觉得她好看。别的女孩不甘落后，自然群起效仿，结果几天之后，所有的女孩都涂了红指甲。

这时候，如果这个女孩还想出人头地，就必须想出新的点子，比如她抹了口红，这让她在第二天出尽风头，但是别的女孩又很快效仿，结果几天之后，所有的女孩都抹了口红。数个回合下来，我们会发现所有女孩都涂了红指甲，所有女孩都抹了口红，所有女孩都搽了胭脂，所有女孩都穿了吊带背心……

而且，或许有的女孩忽然对这种“军备竞赛”感到厌烦，可是如果别的女孩都还化妆，那个拒绝化妆的女孩会显得格格不入，于是所有的女孩都只得继续化妆。

看到这里，我们知道这也是一个人质困境，每一个女孩都成了“人质”。但女孩子之间的竞争带来了正的外部性，她们的漂亮让她们自己更加自信，也让观赏者的心情变得愉悦。